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13) 1938年中国人正通过由日本海军哨兵把守的日本租界入口。中国公民必须脱帽、鞠躬、出示通行证。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14) 1940年夏，与自己所属的特工组织失去联系后，大卫离开上海，在南京大学找了一份教职工作。当时南京大学已迁至抗战大后方成都。在那里，他遇到了传教士的女儿、加拿大籍的妻子伊莎白，当时喜欢人类学的伊莎白正在四川进行田野考察。图为成都遭遇日本空袭，人们向乡村转移。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15) 在成都，从1940年到1941年，漫漫长夏里每个晴朗的日子都会发生空袭，而这类场景在发生空袭的每一天都在上演，因为这座位于极其肥沃的成都平原上的城市不适于建造地下防御工事：地下一两英尺处就是地下水。图为“移动饭馆”的老板急匆匆向郊外走去。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16) 载着避难人群的黄包车队走出了城墙，向郊外进发。黄包车夫利用空袭的机会猛抬价格：平日里价格往往是通过一场长长的讨价还价谈定的，车夫们的日子可不好过。空袭对他们而言是幸事。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17) 1941年夏天，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在成都订婚，然后双双回到英国，大卫参加了皇家空军，伊莎白也在部队服役。直到1946年两人才在伦敦团圆。图为成都，躲避空袭的人们，他们把值钱的家当都带在身上。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18) 1947年10月，大卫和伊莎白带着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回到中国，几经周折后，大卫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临时司机，开着吉普车把一批物资运到解放区境内。他们留在了解放区，在河北省邯郸市十里店村考察土改。大卫在十里店拍下了近千张照片。图为十里店村的南门。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19) 首先令他们惊讶的，是村民的贫穷。伊莎白的打字机吸引了孩子们，他们围着这个新鲜物件看啊看，还喜欢用手摸摸。十里店没有商店，只有一家小饭馆，只供应一道菜——大羊汤。十里店缺水，伊莎白说“我不记得村民们浇地，他们种地几乎就靠下雨。”图为寨上西阁内墙上的宣传画。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20) 类似乐队这样的事物又为令人压抑的闭塞生活抹上了亮丽的色彩，伊莎白说：“他们排练的曲子，就像爵士乐！”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21) 这是十里店土改工作队部分队员。从左至右：吴舫、何燕凌、冷冰、罗林。吴舫（左一）是工作队中唯一一名女队员，她是《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冷冰（左三）是工作队里负责党的纯洁性的队员。整个工作队由人民日报的记者加两名农民组成，所有成员都是共产党员。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22) 伊莎白回忆：土改期间所有重要会议都在村子的庙里进行。在土改中，群众路线是由土改工作队执行的。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写进报纸里，无论对错。报纸每个村子都能看到。一切都很民主，什么事都是所有人都参与。图为土改工作队和村民们一起在村庙里开“农会成立大会”。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23) 在大院子里把斗争果实都展示出来，人们选好了想要的东西后拿去核对，然后就可以带回家了。这是土改接近尾声的一个阶段。当自己的东西被分配的时候，地主们不在场。图为在分浮财现场进行挑选的村民。浮财是土地改革时期，地主和富农所拥有的金钱、粮食、衣服、什物等动产的统称。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24) “大卫曾经问孩子们，为什么不洗手啊？你们的手太黑啦。孩子们说——当时是冬天——洗手的话，手会皴的。大卫问，为什么不涂一点儿擦手油呢？他们说，我们没有擦手油。大卫又问，为什么不用一点儿猪油呢？他们说，没有猪油。”图为土改后分得了“浮财”的孩子。
一个英国特工镜头下的战时中国 (25) 1948年大卫和伊莎白做出了长久留在中国的决定。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为之培养外语人才。建国后他们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大卫文革期间甚至过了五年监狱生活。他们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直至退休。大卫2000年去世。图为选好了自己想要的“浮财”的村民们在清点处“结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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