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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怆与抗争:我的1966—1978(一)

2019-6-27 15:48| 热度:3863 ℃ |作者:张文琳|来源:宝应生活网|我要投稿

我祖籍及我家住地均为甘肃省临洮县龙门镇(曾先后为东二十铺公社、东二十铺乡)槐树村(1958–1980年代初称为“生产队”,为行文方便,以下仍称“村”)。近年有人考证该村是陇西李氏的祖籍地。其根据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李将军广者, ...
  我家“wenge”劫难:我父亲之死
  “wenge”中有许多家庭遭到劫难。我家也不例外。
  我祖籍及我家住地均为甘肃省临洮县龙门镇(曾先后为东二十铺公社、东二十铺乡)槐树村(1958–1980年代初称为“生产队”,为行文方便,以下仍称“村”)。近年有人考证该村是陇西李氏的祖籍地。其根据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故槐里,迁成纪。”这里的“故”是“古”的同音假借,“故槐里”即“古槐里”亦即我家所在的槐树村。你如果从临洮县城坐汽车经东川去渭源,汽车走十来分钟,就可以看到公路右侧横立着一个长方形的石碑,上面写着“古槐里”几个字。这个石碑为“陇西李氏祖籍临洮联谊研究会”所立。

  1966年“wenge”开始的时候,我家成员有5人:除我外,有我父母亲、姐姐、弟弟。我母亲,李兰英,50岁,农民、家庭妇女;旧社会的师范旁听生。我姐姐,张春兰,25岁,在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水电四局医院工作,已婚;我,14岁,在坐落在临洮县城东面岳麓山下的临洮第二中学(当时属定西地区重点中学)读初二(初六七级1班);我弟弟,张文期,8岁,在离我家不远的东二十铺小学上学二年级。

  我父亲名叫张运久,出生年月不详,但我知道他属相“虎”;1967年他去世时64岁。据此推算,他应该是1903年出生的。他的出生地不是临洮而是陇西。其原因是清朝末年,西北回民造反,洮河西岸康乐、临夏一带的回民东过洮河杀汉民,我祖父从临洮举家逃难到陇西首阳镇董家堡落户、发家。我父亲由此出生在那里,读了私塾并娶妻生子(妻子即我大妈:小脚不识字)。后来他出外闯荡,当了国民党军官,又娶了二房即我母亲(年轻并有文化的随军太太);这里说的“我家”即指此。解放前我父亲当国民党军官及相关的历史如下:
  大geming时期为冯玉祥部二十四师的营长。
  大geming后,曾先后任国民党鲁大昌部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潼关行营(顾祝同任主任,杨虎城任副主任)驻庆阳西峰镇教导大队骑兵营营长。1932年1月,国民政府撤销了“潼关行营”,成立了西安绥靖主任公署,由杨虎城任绥署主任;我父亲随所在驻庆阳西峰镇教导大队又改隶西安绥署杨虎城麾下。西峰镇属红白交界地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后,1936年初,我父亲随所在西安绥署驻庆阳西峰镇教导大队驻防正宁县城所在地——山河镇,“配合东北军‘围剿’(中共领导的geming根据地)陕甘边苏区”(《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1990年,第590页),曾占领陕甘边苏区的新正、新宁苏区。据原西安绥署驻庆阳西峰镇教导大队军需处处长、解放后曾任临洮农校教师的燕子明(原我校友、临洮第二中学初六七级2班燕嘉琪的父亲)于“wenge”初被批斗时揭发:在和红军交战中,我父亲带领他的骑兵营曾打死过4个红军。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西安绥署所属十七路军被蒋介石分化,加之中共和红军强大而有力的统战工作,西安绥署驻庆阳西峰镇教导大队除我父亲带的骑兵营外,在大队长杨干臣(又名杨国祯;临洮人)的率领下,全部投到了陕甘宁苏区。后来杨干臣官至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高干待遇)。我父亲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他从未参加国民党),他当国民党军官只是为了混饭吃、挣钱。他看不起共产党的“穷酸”。因而,在杨干臣率部投到陕甘宁苏区之际,他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雪夜带着我母亲和他的骑兵营到了兰州。此事受到时任军委会兰州行营主任贺耀祖的赏识。据说,我父亲在离开庆阳西峰去兰州前夕,曾带一个排的骑兵外出,被红军打了一个伏击,以他为首的4个人被俘虏后关押在窑洞里。最后,他被释放了,另外的3个人则被枪毙了。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父亲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兰州行营主任贺耀祖的副官。此后,我父亲又任第八战区司令部的副官。当时,我家就住在五泉山。为了躲避日军对兰州的轰炸,在我祖籍临洮县龙门镇槐树村也买地盖了几间土房子。
  1939年12月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推行新县制,我父亲下调曾先后任临洮县保安大队队长、甘肃省保安司令部直属康乐县保安大队队长。该保安大队分为3个中队,每个中队80人,又分为3个分队。大队部另有传令长、司号长和6名传令兵、4名勤务兵、1名伙夫、2名马夫。大队部驻新集堡。(《康乐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7页)

  1943年,在甘肃省南部爆发了一场由汉、回、藏、东乡、保安、土、撒拉等各族民众参加,波及渭源、定西、广河、漳县、康乐、卓尼、武都、宕昌等20多个县的抗暴反蒋反剥削压榨的农民暴动,史称“甘南民变”。
  “甘南民变”发生后,我父亲张运久身为暴动中心地带——康乐县的保安大队队长,“义不容辞”带领所部“剿匪”。“甘南民变”研究专家、原康乐一中历史教师景生明在其《甘南民变史略》(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对此有如下记载(见该书第73页):
  1943年初,眼窝司令(马木哥,经名穆特菲勒,因其眼窝较深,群众称他“眼窝司令”。系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风山乡查拉松庄人——本文作者注)在广河八洋沟起义后,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被义军司令部任命为旅长,不久又被马福善任命为后防司令,让其牵制敌人。敌势稍松,眼窝司令率部从临潭返回康乐。
  1943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十二日),县长赵文清派保安分队长马世五、苏效由带30余人到康乐县城西部沿山巡逻,在上湾和尚沟的山梁上与眼窝司令带领的20余人接火,保安队大败,毙1人,被俘7人,马世五受伤,眼窝司令的花团长也负了重伤,不久身亡。此后,眼窝司令部在朱家山一带活动。康乐县县长闻讯,于5月20日(农历四月十七日),又派朱兰亭、张运久带领保安队一个中队60余人进行围剿,驻守朱家山梁的眼窝司令和缐泉子录(一说缐子录——本文作者注;康乐县八丹缐家人)、麻姑舅、兰布衫、黑团长、康团长(康乐胭脂乡康家滩人)、马色儿东旅长率部向保安队发起进攻,缐泉子录指挥骑兵冲锋,敌逃至那楞沟被包围,42人被打死,中队长朱兰亭、分队长高登云、辛兆吉也当场毙命。
  朱家山之战,康乐全县震动,迫使保安大队(队长)张运久辞职。眼窝司令所部义军发展到1700多人,南下到康乐、临潭交界的冶力关、八角一带活动。
  景生明的上述记载有两处需要更正:第一,“县长赵文清派保安分队长马世五、苏效由带30余人……巡逻”应更正为:“县长赵文清通过保安大队队长张运久派保安分队长马世五、苏效由带30余人……巡逻”,因为如上所述康乐县保安大队直属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县长赵文清无权指挥它,更不可能越过其大队队长,直接指挥其分队长。第二,“康乐县县长……又派朱兰亭、张运久带领保安队……进行围剿”应更正为:“康乐县县长……经与张运久商议,又由张运久、朱兰亭带领保安队……进行围剿”,其原因除上述外,还因为张运久为保安大队队长,朱兰亭只为保安大队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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