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要从领导抓起

中国大陆著名性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曾被调侃为“性教授”、“递套教授”、“性工作者”等，是全国惟一的人类性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彭晓辉又发言了，这次是在微博上。

5月8日，微博上四处转发这样一则消息：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出台规定，禁止学生情侣在教室、音乐厅、教学楼等公共学习场所有过分亲密的行为，如勾肩、搭背、拥抱、亲吻等。

新规出台的华中师大，恰是彭晓辉任教的高校，“话题教授”自然被学生们@：彭晓辉老师，你怎么看？

彭的回复是：呵呵呵，这种禁止性条例出现在我所在的学校。那么，我请问我校音乐系的领导们：除非你们提供学生情侣们谈恋爱的场所，否则，你们无权做出这样的禁止规定。请同学们大胆拥抱和勾肩搭背，我支持你们！

彭甚至提议，“必要的时候，号召情侣们，在一个被人称之为公共场所的地方，集体来一个‘亲昵举止快闪’活动……以表达维护自己的权益”。

拥趸们在微博上附和：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教授好样的！但也有反对者：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是干净的地方，想亲热请你不要让人家看到。

第二天，彭晓辉在武汉大学办一个讲座，主题是：“性”究竟是什么？这场讲座的录音，彭照例在自己的“微性学”(微群)上作了推介，照例被赞叹和批评声包围。

在不同的声音中表达自己，从事性学教育20年来，彭晓辉对此似乎已经习惯。一年多前，他的一位叫彭露露的性学研究生求职受挫，此事引爆网络。而当年5月，他在南京一所高校的讲座上，一句“遭遇性侵犯时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更是引来骂声如潮，尽管事后他解释是媒体误读，并开通微博全面阐述其观点，但还是被人戏谑地送了一个称谓：“递套教授”。

半年多后，彭晓辉再次成为话题。今年2月，他打算请曾经红极一时的日本前A V女优、“防艾大使”红音萤走进他的性学课堂。然而预期打破该校听课纪录的“史上最红的课堂”，最终在热烈的舆论中流产，只进行了双方小团队的学术交流。

此前，在媒体的盛邀下，彭晓辉被拉进一场电视辩论，对方是“婚前守贞的倡导者”、自称为“贞操女神”的涂世友，而这场辩论因被广泛质疑为某网站炒作，最终“沦为一场闹剧”。

在外界身处舆论漩涡的彭晓辉，在大学却备受学子们推崇。他的《性科学概论》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因听课人数爆满，许多学生4年都没能选上。去年5月，他开始在微群“微性学”上，用140字的文句开设性学讲堂，9月还将华中师大的《性科学概论》课程的视频上传到播客网站，把大学性学课堂推入社会。“潮男”，是他的学生对他的Q Q印象评价。

“大学生为什么不能看A片？大学生为什么不能有婚前性行为？在校大学生为何不能结婚？”“买性卖性为何不能合法化？同性恋者婚姻为何不能合法化？”

……

在AV女优事件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后，一个周六的清晨，55岁的彭晓辉喝了口水，咬了几口玉米，理了理领带，平静地开始了与南都记者的对话。他说，希望有一天，经过若干人的努力，性教育最终可以像德智体美劳一样，成为培养青少年的发展目标。

看A片“大学生为什么不能看A片？”

南都：不久前，你打算请日本前A V女优红音萤来中国与大学生交流，虽然课堂最终流产，但还是在网络上掀起风波。取消是因为舆论压力或是校方干预吗？

彭晓辉：主要是因为我个人预计不能控制这次讲课的规模，才决定取消这个计划。至于来自外界的压力则不是我担心的，既然敢请红音萤来，就做好了面对舆论压力的准备。

南都：网友的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形式的“真人课堂”可能更受关注的并非性教育本身，甚至会引发大学生争相观看A V电影，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彭晓辉：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为什么不能看成人A V电影？关起门来看黄片对别人有任何利益损害吗？有些网友本身的立场观念就存在很大问题。

看A片也是一种审美，这是成年人对异性的一种审美需求。有人就是有这样的偏好，这难道错了吗？你有不喜欢的权利，别人也有喜欢的权利，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问题，互不干涉。不喜欢的人凭什么禁止别人观看？

日本女优来了，从逻辑上说，短时期可能会造成一个争相看A V的爆发期，甚至不少人本来就是冲着A V来的，这也不可否认。但红音萤不来，人家就不看A片？喜欢看A片与是否道德无关，看了就一定下流？不看A片的人就一定比看过的人道德吗？显然，这是没有根据的“有罪推定论”。

南都：但在中国，色情网站是被禁止的。

彭晓辉：A片属于成人的性消费，有人需要，有人不需要，甚至有人厌恶，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在这种性消费中只要未妨碍他人，成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尚未成年的青少年例外。

我不赞同色情网站“一刀切”式地关闭，但我认为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只有成人才能进入。未成年人尚处于身心发育和发展之中，经不起这类性信息的冲击。

南都：在进入公众领域的影视传播中，中国现有的审查制度会考虑对受众的影响，譬如最近在国内上映的3D版《泰坦尼克号》，部分裸戏和激情戏份被删，不少中国影迷抱怨其为“历史的倒退”，你怎么看这种争议？

彭晓辉：说是历史的倒退，显然太过，但这恰恰反映国内的审片制度不健全，在“人治”的背景下，把关领导的标准不一，没有规范可依。影视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分级，就是A片也不该禁。

人一生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性需求，长大恋爱结婚后还涉及到性消费，哪怕情歌也是一种性消费。还有性审美的需求，无论对于异性着衣或者裸体的审美，还是同性、异性之间的审美，都是必需的，没有这些审美，人的身心健康反而会受到负面影响。

大学生结婚“高校凭什么作决定？”

南都：华中师大曾出现过武汉首例在校大学生结婚，你认为高校对在校大学生结婚应持什么态度？你赞同适龄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吗？

彭晓辉：我并不赞成未成年人的婚前性行为，对于成年人的，既不支持也不否定。18岁以后有恋爱的自由，任何人包括父母都不得干涉恋爱自由。到了男22岁女20岁，他们就有权利结婚。

高校凭什么决定大学生的婚姻？教育部凭什么把大学生结婚批准权下放高校？这显然是不对的。

婚姻法中有充分的婚姻自由，而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本身也应该由当事人自主选择。所谓婚前性行为，不应该道德标签化。你可以在道德观念上不喜欢，但无权干涉。你这样就说人家不道德，这种说法本身就不道德。

既然是个人的选择，社会就应该提供专业的知识服务，这才是现代和谐社会该有的现状。用行政手法干涉乃至处分婚前性行为，这是不合情理甚至不合法的。

我以专业人员的态度提供性教育的专业服务，对已经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提供避孕和交往等方面的服务。对没发生且不愿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我也教他们如何避免婚前性行为。

贞操女神“把守贞贴上道德标签是不道德的”

南都：今年2月，你与“贞操女神”涂世友曾在电视上正面交锋，有网友评论：她用保守的守贞为社会留下了更多贞洁，而你是把源于西方的性观念开放的思想强加于保守的中国人身上，破坏了传统的贞操观。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彭晓辉：涂的事件见光后，我有四次和她面对面“交锋”。我质疑，她是在炒作自己并通过她的炒作达到盈利的目的；她更不具备引领守贞的资质能力。

守贞是个人的选择，必须去道德标签化，如果她本人愿意坚持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作为专业人员也能够帮助她。

守贞观念是农业化社会的产物，那个时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发展到后来，就走向反面，成为迫害女性的精神枷锁和男性控制女性的工具。所以，必须坚决予以否定。

南都：但传统的贞操观念，在现代社会难道就没有它的价值了吗？在你们

电视辩论之后，我们也看到有网友留言，说你的观念和步子过于超前。

彭晓辉：我只举个例子，死水和活水的区别。死水是会变臭的，你要这个臭水沟吗？要社会固步自封，永不进步吗？好不好，用时间来检验。

更何况，你要相信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正确的，而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摆在这里。大学生为数不少，社会青年呢，至少是大多数，这是大多数人都接纳都流行的一种行为，就意味着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扪心自问一下，你给它一个道德的十字架背着，压着他们喘不过气来，让他们感到不幸福，让他们有心理压力？

恋爱期间发生了婚前性行为，这是他们的权利，爹妈都没权利干涉。而我们恰恰要提供避孕知识服务，性教育恰恰是很重要的受教育的权利。性教育是缺位的，政府在管理这方面就是不作为的，教育机构不提供知识服务就是不作为的，因为剥夺了社会成员本该有的受教育权利。

南都：由于历史、传统等原因，中国的性教育一直相对封闭和落后，也常为国人诟病，你认为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应普及怎样的性教育？

彭晓辉：我们缺乏的恰恰是普及性教育、公共的卫生服务和避孕措施的跟进，用空空的道德口号去倡导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性教育起初的目的之一，是尽量延迟青少年性行为的发生年龄，各种性教育流派都做出过尝试和艰苦努力，结果都归于失败。

美国的节欲教育和全面的性教育比较，都没有在此方面有所见效，青少年该发生性行为照样发生，两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文献显示，节欲教育中青少年不安全的性行为的发生率比全面的性教育中的青少年高。

瑞典的高中生发生性行为的比率达到90%，但是，该国青少年的非意愿怀孕率、人工流产率和性病感染率，都归于世界最低行列。

婚前性行为并不是发生上述的那些负面作用的主要原因。积极的、安全的和负责任的性行为并不会导致上述的负面后果。我们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有所作为，这才是我们的政府和教育机构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性买卖“反性根源在于生活资源配置不均衡”

南都：在年初的两会上，“卖淫合法化”的提案再次高票被否，而据我们所知，在你以前的观点表达中，你是卖淫合法化的倡议者？

彭晓辉：在今年的两会上，与性相关的提案有三个：性买卖合法化、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现阶段看，我暂时还不认为买性卖性合法的条件成熟了，可以去罪化加社会管理化；买卖性可以不定为违法或犯罪么，加上社会措施的有效管理就好了。妓女？卖淫？这些词本身就带有贬义，本身就不公平。所以，我本人愿意使用“买性卖性”这种表达。我完全支持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和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这两个提案。

在世界范围内，买性卖性合法化的国家还是少数，这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习俗有关。买性卖性合法化对于有的国家是有利的，例如北欧、德国、澳大利亚，还有美国的某些州。那么，我们会有趣地发现，为何买性卖性合法化的国家全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何非发达国家或地区从没实行买性卖性合法化？

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相对平衡，在性资源配置方面相对合理而均衡，即使买卖性合法，也不会有太大的动荡。性资源是随着生活资料的配置而配置的，通俗说，谁手里有“香饽饽”，谁就能吸引性资源。“香饽饽”多，拥有的性资源也就多，这样就造成挤压效应，结果是社会底层的性资源被剥夺。

在这样的社会，“反性”的思潮恰恰表现在社会的两极，社会最高层和最底层都是反性的。反性的意思就是对性持消极和禁锢态度或政策。底层是真的反性，不真反性就被剥夺得更多，而贫穷势必会出现买性卖性现象，这又很难禁止。而高层的反性是一种姿态，在文化形态和政策制定上要迎合底层群众的愿望，这是管理社会的需要。而恰恰是社会的高层，获得了更多的性资源。反性的根源在于生活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性资源配置也不均等。

同性恋婚姻“他们的婚姻未合法化，4亿人不幸福”

南都：在你看来，支持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的理由是什么？

彭晓辉：同性恋者在人口上的构成比是3%-5%，在东西方文化体系、丛林文化系统中都是这个比例。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同性恋更可能是生物学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文化原因造成的。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哪一个确切的生物因素和人的性取向相关，但其生物学成因的很多迹象都表现出来了。另外，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同性恋者仅仅是性取向不同，在智商、情商、社会交往、事业方面与异性恋者没有任何不同。人群中使用左右手的比例也不同，你不能说，使用左手的人就有病吧。

必须强调的是多项研究发现，同性恋不是病态，严格上讲，机体结构有损伤、生理功能有紊乱和精神有疾患才算是病态，但是同性恋者在这三点上都不符合病态的定义。

1886年克拉夫特-埃宾提出“同性恋病态观”，把同性恋的罪恶观转变为病态观，这是一种进步。当时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一千年里，认为同性恋者是罪犯，要处以极刑。反之，中国文化对于同性恋者是很宽容的。仅仅是很短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对同性恋者的性行为有刑法的处罚，而西方对同性恋者处以极刑的阶段长达千年。

既然同性恋者是正常的人，那么，就应该和异性恋者一样取得同等的权利。同性恋者婚姻不合法化，将有4亿人不幸福！

南都：4亿人的说法来自统计还是推算？

彭晓辉：同性恋者在人口上的构成比是3%-5%，中国14亿人，我们以3%的最低比例算，近4000万人是同性恋者。男女同性恋者为3比1，初步算出有3000万男同性恋者，1000万女同性恋者。

同性恋者婚姻未合法化，你非要逼着4000万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结婚，就意味着，另外4000万的异性恋者要么就是“同妻”要么就是“同夫”，同性恋者的妻子简称为同妻，同性恋者的丈夫简称为同夫。这样算来，这8000万人就既不性福也不幸福。按照常理，一定要生一胎，这就是4000万孩子。这样的核心家庭就是1.2亿人，另外涉及到老人，一方2个老人，双方就是4个老人，加起来就是2亿人。三代人2个亿，因为同性恋者婚姻未合法化，直接导致这2亿人长期处于不幸、悲愤乃至悲剧之中。另外还涉及到亲戚，这个数量再翻一番，就是4亿人！

因为同性恋者婚姻未合法化，4亿人不幸福！孩子不一定要自己的亲生骨肉，同性恋者领养孩子不可以吗？有那么多中国的孤儿被外国人领养！最近不是有同性恋男孩的妈妈公开宣称，同意他公开同性恋身份，这是可喜的。性和生育是可以分开的嘛，同性恋者也可以采取辅助生殖技术生养孩子啊！

“递套教授”“我愿意戴上这个帽子”

南都：如果按照你的倡议，可能有人不免担心，买性卖性以及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会不会导致性传播疾病的泛滥甚至失控？会不会将社会伦理、道德和现实导入灾难？

彭晓辉：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自由化，文化的开明化，使得买性卖性就合法化了。一个国家如果发达到这个程度，即使买性卖性放开了，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冲突，买性卖性合法化其实是一个文明的标志。

这在如今买性卖性合法化、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现代青年人对性的表达，是堵不住的。事实摆在这里，必须要正视这个事实，就得调整。我们拿北欧的瑞典来说，高中生90%都发生了性行为，但他们的非意愿怀孕率世界最低，他们的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感染率在世界最低的行列，他们的人工流产率也是世界最低的行列。

简单地认为，婚前性行为就是导致非意愿怀孕率和人工流产率升高？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感染？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只有不安全的性行为才会导致这些后果。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尊重客观事实，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这才是我们的政府、教育机构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空喊道德口号。

“递套教授”的称呼我并不在意，我愿意戴上这个帽子，这提醒人们采取安全的性行为，为何不为？至于“性工作者”的戏谑称呼，我也不太在意，因为我视性工作者为自己阶层的一员，他们都是普通人。

南都：最后我们很想知道，一年前你那位被媒体报道过的女硕士生是否找到了工作？在中国当下，性学研究和教育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彭晓辉：谢谢大家关心。去年被媒体炒作的硕士生已经在一所大学找到了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对在读研究生将来的职业取向，我持乐观看法。我只是感到性教育难，难在“领导拦”。这是因为，学校性教育的阻力往往来自有行政职务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决策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负责使然。所以，我常常也有一个观点：性教育要从领导抓起！因为，他们也缺乏这个知识能力，这也是他们对性教育持消极态度主要原因之一。

(徐旭爽对本文亦有贡献)

实习生吴雪峰 南都记者占才强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占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