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人士的真实生态

记者—王若翰

与变性美女在媒体上高调亮相不同，大多数接受过变性手术的人，对自己的变性史讳莫如深，甚至希望通过完美的整形手术，使旁人无法从外观上看出自己的变性痕迹。

一种疾病

近日，广东佛山一位叫钱今凡的离休干部，在征得了其原就职单位——佛山市文广新局领导同意后，以通过新闻媒体昭告天下的高调姿态，结束了其84年的男性生涯，通过变性手术的方式，加入了女性的阵营。

在百度搜索中输入钱今凡的名字，诸如“文艺理论家”、“收藏家”、“书法家”等词汇争先恐后地映入眼帘，除此之外，他还是佛山市文广新局的离休处级干部。现在，这些均已成为“前尘旧事”，变性后的“她”为自己取名“伊玲”。

有资料显示，钱今凡是中国目前公开身份的跨性别人士中最年长的一位。所谓的“跨性别人士”，是指一些从心理上否定自己的性别，认为自己的性别与生理性别相反的人群，在医学上，这样的情况还有另一个名称——易性病。

近年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一些易性病患者通过变性手术，改变生理性别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还通过参加各种选美比赛、品牌代言等方式，在媒体上频繁亮相，其中一些人，已经成为公众熟知的明星人物。

但对于“易性病”这一名词，人们却还是鲜有所闻。多数人提到易性病患者，都会以“变态”、“人妖”等略带贬义的词语来形容。对此，中国变性手术先驱何清濂教授认为，临床上应将这一类人群称为易性病患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表达该疾病的特征，易性病不是主观所为，而应该是生物学因素所致。目前，国外有个别科学实验已发现，部分易性病患者的易性倾向与大脑组织结构有关。

患有易性病的人群主要症状表现为：对自己的生理性别感到不满，有改变性别的强烈愿望，希望变成异性。生活中，易性病患者往往作异性装束，言谈举止模仿异性，有做变性手术的强烈愿望。

变性人群

对于变性人群，公众似乎各有各的看法。而镜头背后，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还是让人感到神秘异常。近日，《新民周刊》记者就变性人群这一话题，走进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1医院的整形外科，与十几名因患有易性病而选择接受变性手术的患者，进行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走进医院住院区，几间病房里躺满了因患有易性病，而在此接受变性手术治疗的患者。整形外科主任赵烨德告诉记者，相对于男变女的手术来讲，女变男的手术更为复杂，国内目前能够开展手术的医院比较少。

在赵烨德的介绍下，几位女变男患者表示愿意接受采访。一眼看去，四张病床上的患者似乎都是“男性”，因为已经摘除了卵巢、子宫等性腺的缘故，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面庞上已经长出了淡淡的胡须。

21床的“小胖”，是一位皮肤黝黑且身材精壮的“小伙子”，家在北方的他，为了此次变性手术千里迢迢来到上海，随行的还有他的女朋友。在小胖的脸上，实在很难找出任何曾经属于女性的特质。

旁边22床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男生”小涛(化名)告诉记者，大多数易性病患者对于性别问题都极其敏感，他们希望变性后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希望别人对他们的性别抱有疑问态度。

小涛的床前，一直站着一位40多岁的女性，小涛告诉记者，那是他的母亲。看见记者，小涛母亲匆匆走出了病房，刻意回避采访。

“我对母亲一直怀有歉疚，之前来做第一期的手术时，我伪造了母亲同意我接受变性的证明，在母亲对此事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摘除了自己的子宫和卵巢。当时主要害怕母亲不同意，所以先斩后奏。后来母亲知道了，就哭了……”谈到母亲对自己变性的态度，小涛的声音变得很低。“我知道母亲会难过，但多年来我一直是男性打扮，母亲也早就知道我与其他人的不同，我做变性手术虽然对母亲来讲是一个打击，但她应该也不至于完全不能接受，现在，她已经接受了。”

小涛告诉记者，由于易性病的原因，他对自己变性前的女性身体极为反感，在学校过集体生活时，去洗手间这样的琐事也让他很难受。同学们很快发现了小涛的异常，迫于压力，小涛最终选择在初中时放弃学业。

“我的女朋友开始不同意我来做手术，认为这样太伤身体。她说即使我不变性，也会一直和我在一起。但我还是选择了手术。现在，她的父母还不知道自己女儿的男朋友是一个变性人，如果知道了，很可能不会同意我们继续交往。”提到未来，小涛显得心事重重。

另一间病房里，男变女的小晴(化名)似乎不忌讳谈起自己的变性身份。小晴很活泼，谈话中，她不断地翻出手机中自己着女装的照片给记者看，并向记者介绍她的化妆技术。“我很小就知道自己应该是个女孩子，大概在十二三岁时，知道有变性手术这回事，从那时起，我的目标就是多赚钱，攒够了钱来做手术。等我的变性手术全部做完之后，我还要在这里做一个丰满额头的整形。”

在小晴接受变性手术的家属同意书上，写着小晴的父亲和奶奶的名字。对此小晴解释说，自己自小父母离异，自己名义上跟父亲一起生活，但实际上由于父亲另外组成家庭，从小是由奶奶带大的。第一次告诉奶奶自己要变性时，奶奶嚎啕大哭。但后来说的次数多了，奶奶也就慢慢地接受了。2010年，超女王贝因整形而死于非命，奶奶看到此消息，曾一度十分担心。但最后，小晴还是说服了包括奶奶在内的所有家人。

尽管在面对记者时，小晴表现得十分坦然，但谈到自己的感情问题，小晴还是坚决地表示：“对于我的男朋友，我要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现在，我对他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告诉他由于子宫病变，我要来上海接受摘除子宫的手术，术后会终身不孕，他相信了，并且表示愿意和我继续交往。这方面我对他十分愧疚，如果我们可以结婚，我想要一个孩子。我希望选择一位和我有亲缘关系的女子来提供卵子，这样，孩子的体内就有了我的基因。”

接受过变性手术治疗的易性病患者，普遍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变性经历，赵烨德告诉记者：“作为医生，我们一直鼓励接受过变性手术的人，将自己的变性经历如实告诉自己的另一半。但目前国家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变性者必须将其变性经历告知配偶。所以，对于变性者对配偶隐瞒的做法，我们也只能劝导。”另外据了解，变性后再造的女性生殖器官比较逼真，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男变女的患者，更希望对自己日后的配偶隐瞒自己的变性事实。

艰难人生

“接受患者之前，我和何清濂对患者进行很长时间的考察，确认其是否患有易性病，以及其易性病的患病程度，是否可以通过心理层面的干预进行调整。变性手术能不做就不做，因为这样的手术一旦做了，就没有后悔药可吃了。在患者接受手术之前，医生跟他们进行一次长谈。告诉患者，如果确定手术，可能要做好今后背井离乡一个人生活的心理准备，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你身边的人很难接受你的变性经历。同时，对于一些即使已经有恋爱对象的易性病人，我也会提醒他们，要做好一生单身的心理准备。很多易性病患者，刚来医院接受治疗时，还有男、女朋友陪着。但在手术过程中，很大一部分人在亲眼目睹了自己恋人的变性过程后，会因心理无法承受而选择分手。我们的行医宗旨是：治病救人，使人幸福，如果患者在手术后，对自己的变性行为感到后悔，便违背了我们为其进行治疗的初衷。” 赵烨德说。

据了解，在赵烨德与何清濂接诊的易性病患者中，最长的考察期为11年。在这段时间里，两位医生要求患者反复考虑自己的变性决定，以确保其手术后不会后悔。

采访中，赵烨德告诉记者，很多家长在经历过痛苦的挣扎后，最终决定尊重子女在性别上作出的选择，但碍于世俗的种种看法，还是会和子女甚少往来。曾经有一位著名书法家，在女儿变性手术后，以自己的书法作品感谢赵烨德，但同时，为了回避外界的议论，他选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国外。

“大多数父母即使同意孩子变性也是迫于无奈，我曾经遇到一位患者，因父母强烈反对其变性，最后自杀了。除此之外，因厌恶自身生理性别而自残的例子也有很多。”赵烨德表示，对于这些实在无法通过心理治疗治愈的易性病人，手术是最后的出路。

很多变性者也向记者透露，由于世俗观念等诸多原因，自己打算在手术后离开原有的生活区域。而关于性别改变后，无法随之一同变更的学历问题，也是很多变性者的一块心病。

一些具有高等学历的变性者告诉记者，手术结束后，变性者可以持医院开据的变性证明，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修改自己的身份资料。包括户口本、身份证、驾驶证、护照上的性别，但唯有学历证书无法修改性别，也就是说，变性之后，患者们将面临着教育经历归零的棘手问题，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他们在求职上的诸多不便，而对于选择背井离乡重新开始生活的变性者来说，这些麻烦无疑会让他们今后的生活更加举步维艰。

难过心理关

随着近年来媒体对于变性者的报道逐渐增多，公众似乎也对变性者司空见惯，很多人认为，从心理上接受变性人，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在一些真正接触过变性者，并与其有过长期相处经历的人看来，这样的观点似乎有些不切实际。

在对一位公司老总雨尘(化名)的采访中，这位年轻的女企业家明确表示：“我本人并不歧视变性人，但通过与一位变性下属长达八九年的工作相处，我还是觉得，这个人在生活中存在诸多怪癖，让旁人觉得很不舒服。”

据雨尘讲述，这位变性下属毕业于上海某知名高校的外语文学专业，因为公司与英国的业务关系，她在公司中主要负责文案翻译工作，工作能力很强，在刚刚进入公司时，工作也很认真。

但很快，公司里开始有其他员工反映，盛夏时节，她经常在办公室里穿着内衣内裤工作。除此之外，大概是出于对其他女性身体的好奇，这位变性后的女员工经常会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触碰其他女性的胸部，以对比自己的身体与真正的女性之间是否还存在差异。

公司里的员工，大部分无法与她进行正常同事间的交往。可能是感觉自己受到了孤立，这名员工变得言语刻薄，经常对其他女性员工的身材缺点加以嘲讽，甚至到了恶语伤人的地步。在经历了向一位男员工示爱被拒后，她更是在公司里散布谣言，称拒绝她的男员工有同性恋倾向。

考虑到不良影响，以及这名员工在工作上的懈怠，雨尘最终将她辞退。采访中雨尘告诉记者，自己及公司里的大部分人，并不是不能包容她变性的身份，而是无法容忍她的各种怪癖及人格缺陷。当然，雨尘也表示，上述现象可能仅是个例，自己并不认为所有接受过变性手术的患者都会如此。

行业内幕

一台变性手术，是否可以称得上成功，主要衡量标准在于再造的生殖器官是否在外观上让患者满意，以及是否具备其一定的功能性。但由于该部分手术涉及人体隐私，所以患者手术是否成功，旁人并不知晓。同时，出于社会观念等多方面原因，即使是手术失败的患者，也多数选择沉默，不会通过正当的途径对医院进行控诉和维权。这也客观导致了一批不具备变性手术资质的医生和部分私营医院，在技术欠缺的情况下，盲目为患者进行手术。

几年前曾被媒体报道过的安徽变性第一人黄宁倩女士，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谈到自己变性后的生活，显得十分委屈。

在以往的报道中，黄宁倩一直以变性成功的美丽女性形象面对公众，一些整形医院也邀请过她为其代言。而事实上，对于术后效果，黄宁倩却一直有着说不出的苦衷。

电话中黄宁倩告诉记者，接受变性手术后，自己承受了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巨大痛苦，这些都是医生在手术之前，没有告诉她的。

“我现在要定期服用雌性激素类药物，以保证自己的皮肤可以一直像女性一样细腻。一旦停药，皮肤就会渐渐变得粗糙。但后来医生告诉我，长期服用这些药物，会严重损害人的心、肺、肾功能。”因为长期用药的缘故，黄宁倩还是会经常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症状。

然而，相对于皮肤的问题来讲，真正让黄宁倩感到痛苦不堪的，还是其再造的女性生殖器部位的难言之隐。“我的生殖器部位目前为止共经历了4次手术，但结果都不是十分令人满意。最让我痛苦的是，由于最后一次手术的失败，使我现在每天必须要带着假体生活。一旦将假体从阴道内取出，阴道就会在20分钟内迅速萎缩。而长期将假体置于体内，身体上又会有强烈的异物感，这让我很是痛苦。”采访中，黄宁倩反复向记者强调，这是一种旁人无法想象的折磨。

据黄宁倩回忆，那次失败的手术是在合肥一家私营医院进行的，院方声称手术医生是某大城市公立医院的知名专家。“当初手术时，医生告诉我只需要放置一段时间的扩充器，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黄宁倩向记者表示，她曾联系过为其进行手术的医院，对方表示可以免费为她再进行一次手术，但有了之前的阴影，她已不敢再信任这家医院。

针对一些医院整形医师去私立医院走穴挣外快的做法，赵烨德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非常不赞同医生们这样的做法。“很多整形医院，甚至是美容院，本身并不具有掌握变性手术技术的医生，但为了赚钱，他们通常采取用变性人打广告、做宣传的形式吸引眼球，误导患者。在我这里做过变性手术的患者，也有一些迫于经济压力，而选择手术后为其他私营医院做代言。这些私营医院一旦遇到要做变性手术的患者，便先把患者留住，然后找其他医院的医生前来走穴，目的只是赚钱。”

赵烨德解释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在患者手术后的一段恢复期里，开刀医生需要对其伤口的恢复情况进行跟踪，这种走穴的医生开完刀就走了，之后患者再出现什么情况谁来负责？”

赵烨德同时还表示，对于变性手术医生相关资质的规定，相关规范还存在盲点。按照国家规定，具有外科整形资质的医生，做过10例生殖器再造术，既可获得为患者进行变性手术的资格。但所谓的“10例生殖器再造术”包含的意义很广，按照这样的标准，一个做过10例包皮环切术的医生，就可以为易性病人开刀变性，这显然是很不负责任的。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