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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宝应的文化部下放干部

2016-11-18 16:12| 热度:588 ℃| 我有话说人参与) |作者:何平|来源:山阳客|我要投稿

于是当年文化部各单位大约有1500多人到江苏和河北两地劳动锻炼。当时江苏宝应县就是接纳文化部下放锻炼干部的一个地方,到宝应的下放干部大约有七八十人(还是一百多人?),其中不乏像刘炽、谭雅涛之类的名人。而我母亲也是下放干部中的 ...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文件指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年轻干部,一般没有经过或基本上没有经过战争、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的锻炼。为了建立一支有阶级觉悟和业务才能、经得起风险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应该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主要是到农村参加劳动。

  于是当年文化部各单位大约有1500多人到江苏和河北两地劳动锻炼。当时江苏宝应县就是接纳文化部下放锻炼干部的一个地方,到宝应的下放干部大约有七八十人(还是一百多人?),其中不乏像刘炽、谭雅涛之类的名人。而我母亲也是下放干部中的一员。我还见过一张下放干部在农村的合影,估计现在县档案馆应该还保留着有关照片。当时要求与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母亲下放劳动的地点是莲花乡老鸦庄,住在一个姓郭的人家。那地方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属于沿河公社。劳动锻炼近一年结束时,绝大部分的下放干部都返回了北京。而出于县委书记徐向东的要求,留下了部分人,当时说短期帮助宝应工作一年到两年。我母亲也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留在宝应的人中我知道的有:杜大刚夫妇、陈惠钧夫妇、孟汉英,他们原先都是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余坚,原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我母亲朱惠如,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还有一位也是我母亲单位二十多岁的一位演员叫潘振彪,后来被留在扬州地区文工团了。
  留下来的这些人杜大刚夫妇、孟汉英是安排在《宝应报》社,陈惠钧好像是在宣传部,我母亲到了宝应师范教音乐,余坚起先准备在宝应办的出版社后来也到了农村做教师。
  虽然这些人原来根本互不相识,但到了宝应以后,由于都是北京调来的,所以彼此显得比较亲热,经常来往。有时周末大家会到那家聚在一起吃一顿。好像当时只有我一个是小孩子,除了杜大刚夫妇,那些人都比较年轻,好几个都没有结婚。
  我当时只有十岁,很多事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只记得杜大刚叔叔是民主党派的,他抽香烟很凶,他也很喜欢小孩,总是把他的一个盒子里的香烟给我看。他存的都是高级的香烟,有牡丹、白底红上海、绿上海,还有花溪什么的,因为我收集烟盒,他把抽完的烟盒给我,有时还有几根,就掏了出来,把烟盒给我。后来杜大刚夫妇调到扬州去了,他当了新华书店的经理。听说后来抱养了一个孩子。我在出版社当发行科长时,曾经向扬州新华书店的人打听杜大刚,他们说,老经理早退休了,所以也没能联系上、再见到面。
  陈惠钧夫妇当时属于比较年轻的,好像在宝应也没有几年。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报道,引起了《新华日报》的重视,不久就调到南京了。我翻阅自己小学时的日记,在1961年11月12日星期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天陈惠钧叔叔要到南京去了。妈妈在家烧鸭子、茨菇,大会餐,打了一个大牙祭,吃了个痛快。”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其实最早离开的是余坚,他被分到黎城中学,不久黎城就单独建县变成金湖县了。分成两个县,交通也不方便,大家的联系就少了。后来听说他和一位女运动员结婚了,那女的也当老师。上世纪70年代我父母都下放在山阳公社,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就是余坚。他那时被派到金湖的白马湖中学,在阮桥。而阮桥和山阳公社搭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我母亲在下放在山阳的,就专程来看我母亲。当时我插队在山阳公社的公民大队,没有见到他。他和我母亲的见面,可能是留在宝应的文化部下放干部之间的最后见面了。
  最近我请我的一个在阮桥工作过的学生打听余坚的下落,他托了很多人,说这个人很早就离开阮桥回金湖县城了,听说后来又去了苏南,已经无法联系了。如果他还健在,应该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孟汉英应该是与我母亲一起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后来都到了宝应县中学。他教高中语文。我家住在来鹤楼时,他就住在一个院子里。他是山东人,我想应该是孟子的后裔。他很早就参加革命,是红小鬼,资格是比较老的。他经常谈论的也是政治方面的话题,那时中苏论战,发“九评”时,他每评必先收听广播,然后再看报纸,还和其他老师讨论,发表看法。他也是很有才华的,写过不少东西。只是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因为这个生活作风的问题,他丢了党籍,受过处分,被降级。最后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从宝应中学调到乡下的曹甸中学,又在曹甸中学被开除公职,“文革”前就被送回山东的老家了。
  潘振彪在扬州地区文工团还是不错的,后来当上了副团长,还和当时团里的头牌女演员戴若云结了婚。他每次来宝应演出都来看望我母亲,送票给我们。可是后来听说他得了癌症,英年早逝了。
  我母亲是所有文化部下放干部中留在宝应最久的,70年代下放到山阳公社后又被安排到山阳中学教音乐,后来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一直到1980年退休才到南京与已经落实政策的父亲团聚。
  母亲当年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后来改成了中央歌剧舞剧院,与郭兰英、李光羲等人是一个单位。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歌剧舞剧院到宝应演出过,当时他们知道有一个从前的老同事还在宝应,李光羲等人还专门去看望了母亲。
  当年的这些文化人,都曾在宝应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白驹过隙,时光荏苒,我想,他们是不会忘记自己生命中在宝应的这一段经历的。而宝应,还记得他们吗?
  (照片来自网络,谨向提供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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