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阳汉文化的重要标志是汉墓群。因土墩数量很多，后来人们俗称为“九里一千墩”汉墓群，其中祭墩、竹墩、奤墩被评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民谚曰：“射阳三千六百墩，不知谁是楚王坟。” “三千六百墩”，是说其墓域十分广阔，约有十六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汉墓群之一，刘岳云将它比之于洛阳之北邙。 “不知谁是楚王坟”，是说其墓域之珍贵，就连楚王都葬于此。这里的楚王，是指楚元王刘交，是刘邦的胞弟。 射阳汉墓群的文物非常丰富，有“时时得汉器”之说。清代出土的文物就数以千计，著名的有“古泉一通”（见《宝应名胜记略》）、“汉千金镫”（见嘉庆《扬州志稿》）、“双鱼铜洗”（见《广陵记事》，其中以射阳汉石门画像尤为可贵。解放后，射阳墩又先后出土数千件文物。其中以古钱币与陶器尤多。古钱币分为四类七种153式，四类指秦与汉初的“半两钱”，武帝以后的“王铢钱”，王莽新朝的“大泉五十”和一枚“大布黄千”。陶器不但数量多，且造型和纹饰都较为丰富。汉器中较为珍贵的有彩绘凤纹杯盘套盒，夔纹青玉碧龙凤纹白玉佩，“淮陵玺印”（一批汉代官印、私印）等。 射阳汉石门画像的出土，引起全国金石界的轰动，成为射阳的一件盛事。 此石门画像，原为朱彬于乾隆四十八年在射阳湖西十数里平家庄所发现，后为宝应知县吴春濴访得。墓有二石门，吴春濙所得为其中一石（即孔子见老子），另一石（即伯夷与叔齐）为某县令沉于水（见阮元《广陵诗事》）。此县令当为吴春濙前任金纯，乾隆四十八年在任。 石画像的出土，得到金石界普遍重视。很多学者如钱大昕、程瑶田、翁方纲、洪颐煊、王昶、汪中、江藩、汪喜孙、阮元及邑人刘宝楠、朱彬、朱克生、朱士端、刘岳云等都在他们著述中有所记载或考证与研究。后由清人张宝元集成册，以《汉射阳石门画像汇考》之名出版。鲁迅也对之十分珍爱，购得画像拓片，并赞其“气魄，深沉雄大”、“图案美妙绝伦”。这种盛况在金石界可以说是空前的。 后石画像又演变成带有国际性质的公案。此一石于乾隆五十年为汪中舁归江都，后四十年，复由朱士端向汪中之子汪喜孙索回。先置之学宫，后又由刘宝楠等人移置画川书院。宝应沦陷时，为日寇劫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与日本交涉，但并无下文。现仅存画像拓片，1994年被定为国家珍贵文物。 射阳，古称射阳聚，又称聚古城，这个名称对于射阳来说，真是再好不过的了。射阳不仅聚有荒远到汉魏六朝之古，而且聚有唐宋元明清之古，它也真的可以说是千古不移的了。 唐代的龙竿寺，很有名，这不仅因为它是唐代的唐帝勅建的，还因为宝应的状元王式丹曾读书于此，在这里写了不少的诗，后以《龙竿集》出之。 唐代的射阳屯，是一大屯，它是唐帝国在东南的一个粮仓。 宋代，特别是南宋，射阳是宋金、宋元的古战场。射阳是南宋的门户，也是南宋防守的要塞。南宋重臣胡铨就曾说过：“若射阳失守，大事去矣”，（见《宝应县志类编》“史略”）射阳关系到南宋的安危。 宋隆兴二年，胡铨就亲临射阳督阵，参与都统制陈敏军抗金。时大雪，湖冰皆合，铨先持铁锤锤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 宋名将韩世忠也曾在射阳一带作战，并在射阳湖之阴筑有一城，曰韩王城，后成为宝应古迹。 宋理宗宰相韩侂胄在射阳有封田五十九顷，山东忠义军闹事时，朝廷拔此封田给忠义军耕种。忠义军由此也成为射阳的移民。 明清射阳，则以园林胜。朱曰藩有射陂草堂，李藻先有竹溪草堂。清代尚存古迹有臧洪宅、陈琳墓、龙竿院、臧陈遗址与汉臧陈二烈士祠。 射阳有四大文化，新石器文化、大运河文化、汉文化，与从汉到清一以贯之的文学文化。 在射阳，出现的大诗人、大文学家，除了陈琳外，还有刘安、谢灵运、温庭筠、范仲淹、杨万里、萨都剌、孔尚任、蒲松龄等。他们都曾涉足于射阳，并为射阳献上自己的歌。其中最为出名的有谢灵运的《西征赋》与温庭筠的《过陈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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