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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小”张以遒

2017-5-22 08:32| 热度:6820 ℃ |作者:何平|来源:山阳客|我要投稿

我在小学三年级以前是在北京上学,后来就跟着母亲“下放”到了江苏宝应。“发小”是典型的北京话,指的是上辈就互相认识、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用这个标准说起来,我的发小就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张以遒。他比我大一岁,我叫他遒哥。我在北 ...

  我在小学三年级以前是在北京上学,后来就跟着母亲“下放”到了江苏宝应。“发小”是典型的北京话,指的是上辈就互相认识、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用这个标准说起来,我的发小就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张以遒。他比我大一岁,我叫他遒哥。我在北京上小学时的同学和朋友全都失去了联系,记得名字的最多一两个人,而且都只是泛泛之交,只有遒哥始终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的母亲在年轻时就是好朋友,那时她们都还没有结婚呢。按遒哥说,当时有可能我母亲会成为他的母亲,还说,那样我们就没机会成为发小了。后来到了北京,她们又都在一个单位中央实验歌剧院(后来改名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两家经常来往,所以孩子们就成了好朋友。
  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而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张以遒比我大一岁,他妹妹张以童比我小一岁,他弟弟张以连比我们小五六岁吧。当然,他妹妹是女孩子,弟弟又比我们小许多,所以还是我和遒哥最投契,相处的时间也最多。只是遒哥因为有事不在的时候,我才会带着他妹妹和弟弟玩。
  我上小学时,我们家住在甘雨胡同16号,他们家住在西堂子胡同1号,这是两条相邻的胡同,而我们母亲的工作单位就在西堂子胡同1号,所以每到周日两家人都经常聚会,大人们说他们的,我们就玩我们的。
  我的许多爱好都是受遒哥影响的,毕竟他比我大一岁,而且他从小就是一个有主见、善思考的人,也有着广泛的爱好。
  我喜欢相声是受他的影响。那时,他有许多相声方面的书,他那时就会自己写相声的段子,有些段子我是看到他的文字就感到很逗,很佩服他编段子的才能,虽然我没有听他说过相声,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到了1964年,他初中毕业了,看我也很喜欢相声,就把他的许多相声的书都送给我了。他还在书的封面或扉页郑重地写上“送给何平阅读”,然后潇洒地签上自己的大名。这些书,我一直保留着,在上学时创作相声也会从书中找参考的“包袱”。在山阳时书放在木箱里,家里有老鼠,有的书边角都被老鼠啃掉了,但我还是舍不得丢掉。

  我收集烟标也是受他的影响,最初就是他把自己收集的烟标重复多余的送给我,我于是一下子就有了许多的烟标。那时我家里没有人抽烟,我接触的人好像也不抽烟,因此总是难以收集,兴趣不高。遒哥就把他自己的烟标集给我看,教我整理成不同主题,放在书里夹好。他可以按照烟标的名称组成一篇篇文章,比如:在“中华”大地上,有许多“大山”,有“泰山”、“恒山”、“天山”、“长白山”等,这些山上有许多“宝藏”和“宝石”,也有很多“美丽”的景色;我们祖国还有许多“大江”,像“长江”、“黄河”、“海河”、“大运河”,这些河流“推动”了“航运”事业的发展……被他这么生动地一说,我渐渐就对收集烟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我还保存着几百张几十年前的烟标呢,其中不乏稀有的珍品,但我最珍惜的还是在烟标反面写着“送给何平弟弟留念!张以遒敬赠”字样的烟标,因为那是我们纯真稚气友谊的见证。

  遒哥的父亲是著名的作曲家张定和,他的大哥张以达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了,而他从小就和名家学习扬琴,他是北京中学生艺术团队的首席扬琴。扬琴在民乐队中相当于西洋乐队的首席小提琴,等于是乐队的总指挥。虽然我也想像他那样学习音乐,他爸爸张定和叔叔还送了一把很好的二胡给我,可是我太缺乏乐器的天赋了,也没有遇到名师指点,所以从来也没学会一件乐器。这也是一种遗憾。
  我们这些男孩子最崇拜的就是古代书上的英雄了。因为姓张,遒哥总是称自己“燕人张飞张翼德”,带着我们有院里的一群孩子玩打仗的游戏。最近见面时张告诉我,他的祖上真就是大将军。他父辈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朝著名的淮军将领,曾历任道台、按察使、布政史、巡抚、总督、通商事务大臣等职。他那时就很有“将才”,看来是有遗传因素的。我们拿着红缨枪、木制的刀剑,在院子里打来打去,还钻到那些老房子的地板下(有一米多高的空间)的通道转来转去,从阁楼上尖屋顶的老虎窗爬出去,在屋顶的瓦上跑来跑去。虽然现在想来是十分危险的,但当时是非常得意的。
  在遒哥的提议下,他、我、还有一个叫冯东明的(比我小一岁),我们效法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结拜成异姓兄弟。起先,遒哥要完全按照那些小说或说书的那一套,歃血为盟,要我们都割破手指,把血滴在一杯“酒”里(是用水代替的),好像他是割了,我有没有割记不清了,冯大概是没割。但我们到处以结拜兄弟相称,院子里其他的孩子对我们真是羡慕嫉妒恨,又不敢招惹我们。
  寒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我们经常去附近的红星电影院看儿童场的电影,我们都有月票,实在没事,就坐上公交车去兜风。那个年代公交车的人并不多,我们会坐到终点,不下车再坐到另一个终点,反复好多次,看到人多了,我们就下车回家了。
  我跟随母亲到宝应后,1964年父亲被北京市公安干校调去当英语教师,培训公安干部。六四、六五年的暑假我也和母亲去北京,又和遒哥一起玩了。我们在一起总是会玩得特别嗨,特别尽兴。
  有一次我们去西堂子胡同12号(是当时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排演场)打乒乓球,和一帮女孩子不知怎么争吵起来,闹得挺凶的。我还在日记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记叙了当时的情况,有点像说快板,现在看起来,这种小孩子的行为真是很幼稚可笑的。
  今天早上天气朗,我们仨人打乒乓;
  我们打得特快活,雪白球儿直发光。
  不幸事情发生了,突然听得一声响;
  闯进一群恶婆娘,叽叽喳喳直嚷嚷。
  凶狠好像母夜叉,嘴快又似孙二娘。
  一会儿要把桌子占,一会儿又把拍子抢。
  她骂我们不讲理,还赖我们球乱撞。
  球儿根本没有眼,当然撞到她身上。
  恶婆娘们还在嚷,我们只顾打乒乓。
  任凭她们乌鸦叫,任凭她们逞疯狂。
  我们还是不理睬,只当没有丫一样。
  球儿打得特快活,婆娘气得没话讲。
  其中有个毒婆娘,狼心狗肺猪肚肠,
  跑去告诉王阿姨(遒哥母亲),一个劲儿真告状。
  我们知道这情况,怒火中烧浑身烫,
  王阿姨叫我们先回去,好似凉水浇头上。
  罢,罢,罢,暂先忍了这口气,以后再和她算账。
  当然,那天我们都被各自的家长“修理”了一顿。

  我和遒哥为了不让我们的一些事情给家长知道,还设计了一套“密码”,我回到宝应后,我们在相互通信时,重要的事情就会使用“密码”。这密码其实很简单,当时我们对四角号码字典的查字方法都很熟悉,我们就用这个字的四角号码作为密码,收到的人根据四角号码字典就可以查出相应的字来。遇到有的号码是很多字的,我们一是尽量避免用这个字,二是再加注一个号码,表示在这四个号码下的顺序。这样的密码虽然不会被识破,但毕竟比较麻烦,所以随着我们的长大,也觉得没有这种神秘做法的必要了,就不再使用了。可惜的是,我没有保留这样的信件,要不然,也是一份珍贵的资料呢。
  这接下来我们都上了高中,遒哥上了中国矿业学院的附中。这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见面了,再接下来就是“文革”,就是插队。
  一直到1998年我们才再重逢,那时我们都是五十岁的人了,距离当时分别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遵哥的名字改成了“张以求”,当然,这其中各自都有说不尽的波折与磨难,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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