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宝应朱氏家祠

　　踏上台阶，跨过门槛，进入朱氏家祠，似觉阵阵清淳之风扑面而来，不由得屏声敛气，放慢脚步，目不转睛地注视祠堂中的一景一物，一诗一文。啊，来了，来了，我们来了！怀着虔诚，怀着敬畏，怀着倾心景仰的情愫，前来拜谒“宝应第一世家，江淮文献巨族”的朱姓先贤，列祖列宗。

　　五百多年前的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某日，热闹的锣鼓打破宁静，大红的喜报辉映门楣，宝应朱姓五世祖朱讷高第中式乡试举人。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颁诏废止科举制度，以儒起家、忠厚传人的宝应朱氏家族，凭才学名登科第者逾百人。其中进士七人、举人二十五人（次）、贡生数十人，前后十五代诸生不断。一条金光闪耀的人才链条纵贯明清两朝，因而世称“二十世诗书门第，五百年忠厚人家”。此后亦人才迭出，遍布东南西北，在各自岗位上奋发有为，业绩骄人，荣宗耀祖，乡梓增辉。更有饱学之士、各业高手，远涉日韩南亚和欧美非澳，在异域他乡为国争光，成为“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宝应”的探路人和先行者。

　　学而优则仕。历史告诉我们，“科第蝉联，簪缨相继”的宝应朱氏家族，为官者甚多。然而从京城到地方，无一贪官墨吏。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恪尽职守，堪称“为官十五世，一部清廉史”。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首先得益于严格的家规家训树立起来的良好家风。第一个走上政坛的朱讷，初任浙江鄞县知县时，家中恐他有所闪失，其母随之赴任就养，耳提面命，谆谆教导，嘱其“为官要平易近民”等语。他谨遵慈命，“用是警惧”，不畏强暴，秉公执法，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后调湖广长阳知县，迁江陵知县，均有惠绩。为后代的入仕者树立标杆，作出榜样。其子明弘治十二年进士朱应登（1472——1526年）和其孙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朱曰藩（1501——1593年），这对父子进士，不但是当时纵横文坛的巨擘，而且都是诚实为人，干净从政，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清官廉吏。淮安才子吴承恩慕名多次来宝，登门求教。朱应登喜欢他爱如己子，朱曰藩亲近他情同手足。吴承恩不但从朱家获取许多知识，而且得到朱家藏书一半的馈赠，使“尽读天下收”成为可能，为后来创作鸿篇巨制《西游记》奠定了基础。

　　及至清代，宝应朱氏于顺治四年出了一位进士叫朱克简（1617——1694年）。他任中书，典试广东，倾听民意，怒斥诸镇，威服岭南将士。考授御史，巡按八闽，所察所闻，直言敢谏，为民请命，诤诤有声。充分体现其体恤民情、顺从民意的为政之道、安民之要，其心可昭日月。此后近百年间，清官能吏，世代相传。清嘉庆七年，朱士彦（1771——1838年）殿试中式探花后，授翰林院编修，任宫坊讲学士，升少詹事、入上书房，教惠亲王读，又擢内阁学士，历任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兵部、吏部尚书等职，可谓奇峰突起，出类拔萃。不但科试雄冠族中前辈，而且其官阶（一品）我县至今无人超越。他不但是学养丰厚的通才，而且是精明强干的能吏。武昌黄鹤楼太白亭，悬有朱士彦的楹联：“此间可谈风月，斯世岂有神仙”两句，十二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梁朝大臣徐勉（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一次与门客夜里共游，客人虞暠向他求詹事五官之职，徐勉正色曰：“今夕只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二是汉武汉好神仙，但屡求不得，说过“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的话。或许是朱士彦也碰到和徐勉同样的处境，为打消祈求升迁者的念头而撰此联。其为人正直和办事机敏，由此可见一斑。他不止次地说过：“身乃国家之身，岂吾身耶？”这既是朱士彦赤胆忠心的自我剖白，也是其一向公而忘私的真实写照。清道光年间，朱士彦已是京中高官，为规避计，其父朱彬便放弃赴京会试（类似的例子，在宝应并非绝无仅有）。他晚年受朝廷委派，累持使节，代天巡狩，出京年余。经常入睡后闻讯起身，处理紧急事务，长期积劳成疾。抱病奔波两万里，心力俱疲，逝于任上。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子情怀，化作克己复礼舍身报国的不朽篇章。回望那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所作所为，至今似乎仍可能摸到他满怀激情的心跳。让人肃然起敬、慨叹不已。

　　其二弟清嘉庆二十三年进士朱士达（1776——1854年），先后任安徽南陵、霍山、怀宁知县，升凤阳知府，迁太广道，晋四川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职。或因长兄朱士彦为京官和执掌吏部有所规避和压抑，一直辗转各地。历官所至，诸如兴修水利、除害革弊、纾解民困，解决民纷等造福百姓之举难以尽数。如今依然传世的《攀辕图》，让我们看到他在霍山调任之时，当地父老依依不舍的动人情景。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流放伊犁。途经西安时，附炎趋势者避之犹恐不及，而朱士达既盛情接待又馈赠银两，成为好官相惜的千古美谈。其三弟清道光十三年进士朱士廉，历任直隶武强、山西石楼、河南固始知县，升同知，也是勤政廉洁，卓有政绩的清官。

　　兄弟三进士的老爸朱彬（1753——1834年），是清乾隆六十年举人。他自幼好学不厌，因而知识渊博，学养深厚，于训诂、声音、文字三学用力尤深。朴学大师王念孙说他“有功经学甚钜”，赞其为“传注功臣”。其倾三十年心血的力作《礼记训纂》，是研究《礼记全书》的唯一专著，也是代表清人注疏成就的四部名著之一。林则徐在序言中说：“其年益高，学业邃，心亦益虚。”盛赞他的治学精神。清末名臣曾国荃评价极高的《游道堂文集》中有一篇《平家庄石阙记》，回忆他在乾隆四十年发现汉射阳石门画像的经过。这时的朱彬才二十多岁，即做出轰动全国金石界的壮举，可见其学养已何等丰厚。培养出“兄弟三进士”的人，就是非同一般！

　　朱彬的宗祖朱泽沄（1666——1732年）乃清诸生。虽是一介布衣，却不可等闲视之。凡天文、算数、河渠等有关民生者，此公无不博览遐稽。对朱子之学造诣尤深。他是旷世名著《朱子年谱》作者王懋竑的亲密学侣，是清初双星并峙的宋学大家。两人同是扬州学派的先驱，宝应学派的创始人。从朱泽沄到朱彬让我们看到宝应朱氏学人如何承前启后，让修、治、平思想世代相传，当清白家声的守护者，做荣宗耀祖的好后代。

　　宝应朱氏最后一位为清廷服务的高官是朱寿镛（1834——1935年）。因科举日渐式微，此公得到附贡生即不再进取。他的杰出天赋和才华深得清末重臣张之洞和其堂兄张之万赏识，聘为幕僚。因治理黄河堵决口合龙有功，被保举为河南候补道，转署河南省内各道。在任河陕汝道时，八国联军退兵，因办理慈禧、光绪两宫回銮接架有功，擢广东按察使，后亦转调升迁，直至署理河南巡抚，兼提督衔。在豫为官十五载，清正廉洁，直至宣统逊位，告老归里。他十分关心地方公益，捐出俸银，建专门用于扶危济困的惠济仓，在朱家巷铺设石板路，办贞节堂、水龙局等，后又捐出住宅瓦房42间，稻麦良田400亩，湖西柴滩72顷，在县南街创办了设施齐全，环境幽雅的私立敦睦小学。朱氏家祠即是他为祭祀祖先于清光绪年间修建的。

　　宝应朱氏因何清官辈出，历十五世从未中断？朱氏列祖列宗所再三强调的家规家训及其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给出了完满的答案。朱氏家祠无高阁重楼，以紧凑典雅而称著，印证了宝应朱家“有大官，无大宅”的说法。由此想起朱柏庐先生及其所写《治家格言》。几百年来，宝应朱姓人家，都把正楷所书的《朱氏家训》（即《治家格言》）立轴悬于中堂，作为每日对子孙后代耳提面命的教材。这种高度认同的做法，既是长期施行家规家训，形成优秀家风的主要原因，也是整个家庭一直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高山流水，乃百川之源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