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宝应十方阁：我的青春碎片

　　情怀十方阁

　　陈立平

　　十方阁者，非风景名胜，历史遗存，乃鄙人住过多年的一间陋室，只有十平米，故戏称为“十方阁”。别看它小不点儿，却承担过卧方、书房、婚房和产房“四合一”的重任。今每打捞青春碎片，便会深情地怀念它。

　　上世纪的1952年春天，我结束土改工作，由苏北区党委调来宝应县委，分配在办公室工作，安排我一间住房，地点在今军民巷与五条街接壤处的一座小院，原系一家私人旅社，八个小房间，县委将其买下框进大院，改为宿舍，每人一间。和我同时入住的，有县农委书记姜耀东，合作部长顾宝昌，副部长邵连干、谢存心，指导员周建元、向积盛、胡继坚等同志。房间小，困难多，但大家都自觉克服，甘之如饴。因当时是解放初，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艰难时刻，一时无力建房，办公住宿都紧张。即以县委机关来说，也是没收地主的大宅院改建成的，前后四进，每进六间，加上厢房、耳房、厨房、杂房等共三十多间。设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合作部、财贸部、监委、团委、妇联等八个部门，以及行政科、政交班、门卫、食堂、会议室等等。每个部门只有一两间房，人数较多的组织部、合作部也只有三间房。全部实行集体办公。办公用房紧，宿舍困难更大，有的三四人合住一间房，有的还住大通铺。县委书记周兴同志家八口人，只有三间房，其中一间用于办公兼卧室。两间住宿，老小三代挤在一起，其困难可以想象。

纵棹园

　　当时不仅住房困难，生活也很艰苦，全体同志都吃食堂，早晚萝卜干就稀饭，中午一菜一汤，每周才能吃到一次红烧肉。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人人都为建设新中国而忘我奋斗。上下级之间和同志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每天下班后，大家便凑到一起，打篮球，打排球，打乒乓，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言归正转，再说“十方阁”。我自入住后，自认为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看书学习；二是写作。那时是“海日生残夜”，激情燃烧的岁月，青年人追求真理，渴望进步，向往革命成为时尚，看书学习的风气很浓。我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利用业余时间，在小屋里读了许多书，有理论的，也有文学的，尤其喜读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一些经典著作，如《苦难的历程》《铁流》《静静的顿河》《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些书中，充满了对旧制度的憎恶，对光明和自由的渴望，对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充满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觉醒，塑造了许多先进工人、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读了使人热血沸腾，激情难抑，更深化了理想和信念。

　　在认真读书的同时，我还努力写作。我是学的新闻专业，参加革命后，虽然改了行，但对新闻事业的爱好并未改变。那个年代，社会风气好，人心向上，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县委办公室每天都汇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我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写了许多新闻、通讯，发表在苏北日报、新华日报、扬州日报、泰州报、华东农民、苏北青年等报刊上，产生了一些影响。如发表在苏北日报头版头条上的《二十年来的愿望实现了》的长篇通讯，被改编成电影《水乡的春天》在全国上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长沟河两岸鲜花开》一文，被解放日报转载，该报又特派记者王树人来宝应深入采访，并和我合作，将其改成小说《不屈的人们》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由于写作较勤，我还被苏北日报、新华日报聘为特约通讯员。

　　在“十方阁”读书、写作过程中，承县委领导关怀，1954年将我爱人从泰兴县委调来宝应县妇联工作，不久，我们即在无妆奁、无新衣、无宴席的“三无”情况下在小屋里举行了极为简朴的婚礼。爱人也是个书迷，两人在经历一段夜读夜写的温馨生活后，次年孩子出生。顿时，忙月子、忙烧煮、忙洗涤，忙这忙那，小屋成了“闹市”，其艰辛已不必赘言。就这样直到1958年，全国实行党政机关合署办公。县委由五条街迁至西门大院和县政府合并，我们的宿舍也随迁过去，这样才告别了“十方阁”的生活。

　　岁月如流，一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宝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流光溢彩，一派快速发展的景象，干部群众的住房也有了质的变化，但我对“十方阁”的记忆，依然挥之不去，它就像一段珍贵的影像视频，载着时代的印记，载着家庭的艰辛与温馨，载着青春与梦想，还时时在梦境中晃动、浮现。

　　安徒生说过，老人怀旧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快乐。回首过去，浮在上面的看似千般苦涩，沉淀下来的却又是万般芳香。希望这篇小文能够敲响经历过那些岁月人们的记忆之门，重作一次香梦沉酣幸福与快乐的漫游。

　　原载于《宝应文化月刊》2017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