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生池碑记》 看蒲松龄的人文情怀

　　从《放生池碑记》看蒲松龄的人文情怀

　　在风雨飘摇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社会矛盾尤为突出，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蒲松龄千里迢迢，从山东淄川到宝应做幕宾。尽管当时还罩着康乾盛世的光环，但封建社会已经进入忽剌剌似大厦将倾的没落时代。

　　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蒲松龄在《鹤轩笔札》多次写到宝应“弹丸蕞尔之邑”，官吏沆瀣一气，巧取豪夺，广大民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

　　康熙九年（1670年）庚午秋九月，蒲松龄应同乡好友时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到宝应县衙作幕宾。蒲松龄乘坐帆船沿大运河南下，在宝应登岸，码头不远处有人工开挖的一方大塘。

　　宝应历来有水乡泽国之称。河荡纵横，水产资源丰富。盛产鳞小肉细味道鲜美的鲈鱼，是闻名遐迩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自明代始，地方官员为取悦上级，开挖了一方鱼塘，专门用来蓄养鲈鱼，供达官贵人享用。也就是碑文所述“余莅宝伊始，舟过邑南，有塘一区，涵空射日。询之吏人，曰：‘此官塘也。’创于明季，计地廿余亩。”

　　宝应县衙地处京杭大运河要道，乘船南来北往的官员很多。许多达官显贵都把品尝宝应鲈鱼作为人生一大快事。更有甚者，有的人吃了还要带。孙蕙上任后，苦于频繁接待，对多年沿袭的这一恶习深恶痛绝之。然而，只能够叹气干着急，没有办法。

　　蒲松龄到宝应不久，深入民间探访，得知本邑接连三年遭受洪水灾害，广大百姓只能够“嚼芦根充饥筑堆修堤”。初到的那一年，天降罕见大雪，气温奇寒。“连朝饿鬼僵尸，踵踵相接，诚耳目所不能闻睹也。”在四处奔走呼号忙完救灾后，他向孙蕙建议，既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还能把政府官员从繁冗的接待事务中解放出来，上策是将鲈鱼放生。

　　要改变几百年沿袭的陋习，必须要有冠冕堂皇的说辞。蒲松龄经过缜密思考，周密计划，献计说，对外宣称，当今皇上以大德仁化治理天下，不允许轻易杀生。这样，一般人不敢非议，官员也不好再开口伸手要鲈鱼了。孙蕙依计而行，毁了鱼塘堤坝。还在“放生池”边修了小亭，立了石碑，由蒲松龄撰写一篇《放生池碑记》，晓谕天下。

　　从此，宝应不再受“鲈鱼之患”。老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

　　《放生池碑记》的开头说“昔齐宣王不忍一牛，子兴许其可王；宋哲宗盥而避蚁，程子以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非为偶杀一物，遂为不仁，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蒲松龄从历史上两个仁德君王不忍心杀牛和避免伤害蝼蚁的事情说起，推及“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的结论，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们且不说蒲松龄透析现象由此及彼的推论技巧，从中还应该体悟到蒲松龄的人和大自然万事万物和谐相处大一统的人生理想。主体与放生客体的生命，其世界灵性是沟通协调融合的。这彰显了蒲松龄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与跨类的生命和谐的大爱情怀。

　　碑文紧接着联系一些社会现象，以犀利的笔触揭露巧取豪夺吸取民脂民膏的残酷现实。跟着三个排比句“庸讵有念民膏而抚字者乎？刑名之出入，庸讵有得民情而爱哀矜者乎？工役之兴作，庸讵有惜民力而轸恤者乎？” 的严厉诘问，以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揭露执政者和达官显贵的穷奢极侈和欲壑难填贪婪本性。和前面的“仁民要矣；抑思爱者仁之始，仁者爱之推。”观点正反映证，收到振聋发聩的教化效果。

　　碑文紧扣主题，控诉杀生害命的残忍与血腥。以鱼为例，“鱼其有知，必且聚族而谋，相与大恐，使知有恐，而杀身之怨，始有所专归矣。呜呼！可勿惧哉！而不宁惟是，倏而涸辙，败鳞弃路，引颈穿杨，推之即论囚赤渭者类也；杯棬卧锦，頳尾犹摇，肉案沾腥，金梭尚掷，推之即舂骨聚粮者类也；翻飞尺素，借代葵心，于牣方沼，辄供釜底，推之即暮金枉法者类也”。

　　作者认为，有生命的鱼，是有知觉和思想的。它知道有生命之虞，它选择逃生，它选择反抗。那怕最后“肉案沾腥”，“ 辄供釜底”。这些描述，旨在说明，饕餮天物的人，难以逃脱残害生灵践踏生命的罪愆谴责。

　　碑文的最后，蒲松龄写了一个神话传说，宋这个地方的广大民众和地方长官尊奉普贤菩萨不捕鱼的敕令，地方长官调任离开时，数万人形鱼嚎啕大哭，说有德行的人离开了。感天动地，叙述活灵活现。

　　“昔宋诸暨令依普贤忏法，禁捕江湖鱼，后奉诏还，梦有鱼为人形者数万，号哭曰：‘长者去矣！’”

　　放生是爱生、尊生、重生、敬生、救生的善行善举，也是好生、惜生、悯生、忧生、顺生的好生之德。蒲松龄笔下的放生不只是让有生命的万事万物活下来那么简单，他告诉世人的是对生命的充分尊重、理解与包容。他是要世人净化心灵，提升人品学养，聚化善念。善因结善果，因果相生相克，如此而已。

　　蒲松龄在《放生池碑记》这段文字里，所表现的对生命的关怀角度、程度与他人不同。别人多基于生与死的两极对立考虑，从恻隐之心、慈悲之心、政治功能的视角对生进行观照，而蒲松龄则以宽广的放生视域立足生命的终极关怀。

　　蒲松龄的放生思想和他普世大爱的情怀，与他的出生地淄川的乡俗民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76年的人生岁月中，除了赶考和一生仅到“第二故乡”——宝应的不长时间外，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淄川度过的。他对家乡故土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放生事件与放生民俗，是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的。

　　据淄川地方志记载，淄川古属东夷，自来民风“敦厚阔达”。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指出：“《王制》云：‘东方日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通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淳朴的民风，崇德尚贤的教化习俗，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必然受到熏陶和濡养，必然在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中渗入浓烈的伦理与情感道德因素。“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种“泛爱众，而亲仁”的精神气质，在明清时期的山东淄川，在放生事项上尤为明显。

　　亲友们爱生爱物爱民的思想和行为对蒲松龄影响很大。一次，亲友放生一只鹤。事后，他写了文章志之。在《放鹤召鹤歌有序》中，他以欣喜快慰的心情，展开想象，写被放的鹤获得自由后，如何翱翔天际，栖息松柏，沐浴和觅食等：“鹤飞去兮，济南之南。憩秦松兮，蹑岱岚，饮则有汶水兮，浴则淄潭。彼其稻梁兮，慎勿贪，曳缟衣以遐举兮，谢弋人之耽耽。”

　　综上分析，蒲松龄对物对人生命的救赎，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众生平等、积善行德的精神关怀，也表现了他敬畏生命、对万物生命等量齐观的理性思索。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生存、对生活、对物际、人际关系的态度与理性思考。这些，从某个侧面和某个层面显露了他做人要清廉自律洁身自好的道德情操，以及举世混浊唯他独醒的独特人生价值观。

　　蒲松龄在宝应放生鲈鱼这件事，不仅烙印着蒲松龄身处社会底层的困窘与拮据的艰辛，也让我们看到蒲松龄对生命生存的深层体悟以及体悟之后对放生的强烈诉求。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一种博大的生命意识与深厚宽广的人文情怀。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齐到心头来……”对这位享誉全球的三百多年前“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和他的作品《聊斋》，尽管见仁见智，评说不一，但他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他普世大爱的人文精神，这是谁也不能抹杀和质疑的。

　　放生池碑记

　　蒲松龄

　　昔齐宣王不忍一牛，子舆许其可王；宋哲宗盥而避蚁，程子以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非为偶杀一物，遂为不仁，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余莅宝伊始，舟过邑南，有塘一区，涵空射日。询之吏人，曰：“此官塘也。创于明季，计地廿余亩。民间网罟禁勿入，惟官之储供应、备宴享、用餽遗。岁凡再取。官携壶榼，于以悦耳目、快口腹焉。” 噫！过矣！用民力而穷己欲，所需几何，暴戕物命尔乃！长民者顾如是耶？或者曰：“仁民而爱物。”仁民要矣；抑思爱者仁之始，仁者爱之推。夫苟任已欲，欲生贪，贪生杀，以是而司牧于上，举凡钱谷之输将，庸讵有念民膏而抚字者乎？刑名之出入，庸讵有得民情而爱哀矜者乎？工役之兴作，庸讵有惜民力而轸恤者乎？盖目击此芸然含生之伦，日群然延颈于此，乃待我之一欲而杀之，鱼其有知，必且聚族而谋，相与大恐，使知有恐，而杀身之怨，始有所专归矣。呜呼！可勿惧哉！而不宁惟是，倏而涸辙，败鳞弃路，引颈穿杨，推之即论囚赤渭者类也；杯棬卧锦，頳尾犹摇，肉案沾腥，金梭尚掷，推之即舂骨聚粮者类也；翻飞尺素，借代葵心，于牣方沼，辄供釜底，推之即暮金枉法者类也。余用是恻恻焉悯，震震焉惊，故舍之为放生池。世有以余言为然者，则此林林总总，皆可作一生想；而郎当木索之下，皆可作一放生想。昔宋诸暨令依普贤忏法，禁捕江湖鱼，后奉诏还，梦有鱼为人形者数万，号哭曰：“长者去矣！”令作梦鱼文，以属后人。余愿后之君子，庶几共勉斯意也。是为记。

　　宝应县安宜高级中学 李映华 写于养怡斋

　　来源：龙之情编辑部/宝应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