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房子与飞在半空的媳妇

　　草房子与飞在半空的媳妇

　　文/蔡万破

　　鸟有巢，人有窝。遮风挡雨。安身立命。亲人团聚。

　　打记事时，草房子两间。进进出出的人，好像小鸟。鸟有翅膀，人有脚。鸟巢是圆的，随树长高。而我家的房子，是方的，披着一身好草。

　　草房子，应该是爷爷的杰作。年轻的父亲，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一进门，右手，支着一张床。窄，显得狭长。饥瘦的我，贴墙睡，同样瘦弱的父亲，是我的屏障。床虽简陋，冬铺稻草夏扔一张草席，冬暖夏凉，不知村中日月长。

　　三五条短凳，一张条桌，紧靠东墙。西墙边，立着一方粮囤。说是粮囤，其实就是席子一圈一圈围起来，越围越高，形成一个没有盖的穹庐。下垫稻草，再铺一层塑料薄膜，稻子、麦子囤积其上。呵，这就是我家的粮仓。

　　在我印象中，粮仓也很饥荒，空着个大肚子。母亲时常堆放一些杂粮，比如红薯，玉米，彩子什么的。提到彩子，我记起来了。那时吃的米饭，顿顿是彩子饭，根本不见米。米是有一点的，在我家，每到煮饭时，在饭头上用纱布裹一小把米，等到彩子饭熟了（闻起来香吃起来糙嘴），这一小把米就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一片暗红的米饭中，突兀地占领一片白。白雪的白，白得高冷，白得耀眼，白得刺目与辛酸。

　　自然它是我的，与姐姐无关（晚子，怕养不活，这从姐姐的名字便可窥见我的不凡：扣兄，把弟弟死死扣住）。

　　外屋一间，长4米，宽3米5，兼堂屋，卧室，粮仓，杂物间，餐厅。

　　里屋一间，是厨房，是母亲和姐姐的卧室。常常烟雾袅绕，水汽弥漫。

　　两个锅灶，一个煮饭，一个烧菜。在那个吃饭尚成问题的年代，平素只用一个锅。煮一锅稀饭，从早管到晚。灶台前，贴南墙根矗立着一口大缸，储水用的。父亲从村东小河里挑来一担水，提起木桶屁股，一歪斜，哗啦一声倒入缸中。不等水波平息，母亲便从窗台的破碗中拿起一块明矾，在水里划拉上一阵子。我在被窝中都能听到水来到一个新居的欢呼声。

　　锅门口是个好地方，对幼小的我，有着莫名的魔力。趁大人不在家，我把烧草划到一边，用手在周围土墙的洞穴中，小心翼翼地掏出灰土。从那些灰土中，不一会儿，便有扁扁的、圆形的土鳖虫疾疾地想溜走。我一把摁住它的脊背，把它翻过来，它手舞足蹈，害怕极了。我便哈哈大笑，然后把它拈进一个广口的大玻璃瓶中。隔着透明的玻璃，继续看它们表演，看它们你推我挤，慌不择路的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团团转。即便到这时，它们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何事，等待它们的会是怎样一种命运呢！

　　里间与外间一样大小。但一家人的衣服，全挂在里间。在北墙钉一个铁钉，南墙也钉一个铁钉，拉起一根尼龙绳，衣架就有了。平常要穿的衣服全挂在上面，时间一久，压得绳子汪下来，两头高中间低，衣服老往中间串。有时不得不在绳子中间找一个支点，用一根竹篙顶着。换季的衣服，厚的卫生衣，棉袄棉裤一般都被母亲收纳起来，整整齐齐叠放在木头箱子里。母亲还在箱子的四个角，各放上一粒樟脑丸。

　　有时我悄悄打开箱子，找饼干，麦乳精，枣子和柿饼。一股子刺鼻的味儿直往脑壳里钻，熏得头晕眼花。吃一口饼干，也全是樟脑丸的味儿。气得我偷偷将它们，扔到了门前小河里，让那些水草和小鱼也尝尝古怪的味道。难怪虫子不喜欢！

　　我很好奇，家前屋后，地方挺大，为什么他们不把房子盖大些呢？一人一间，多好，这样我的秘密就不会暴露了。

　　有一年夏天，我在河里摸了许多鱼和螃蟹。它们，和咸菜，米葱，一块儿进了我的肚子。只有一只螃蟹，我看到它的肚脐裂开，粘满了无数颗金黄色，亮灿灿的籽。它爬行的时候，都变慢了，不如其它的螃蟹利索。看它可怜，我便发了善心，饶它一命。用盆把它养了起来。后来忘了。到有一天我在外玩累了，口渴，回家从水缸中舀水喝。咦，脚上痒痒地，有个什么东西？一低头，呵，小蟹一只！孱弱的身体在阳光的照射下呈半透明色，好看极了！

　　谁知我刚跨出几步，一连发现了十多只小蟹，长得一模一样。连表情也几近一样。两只半黑半黄，碎米般的眼球，骨碌碌地转动。十只细长的小腿，前后左右，进退自如。

　　“哇，这是什么呀？”不巧，姐姐一脚踏进了家门。

　　“嘿嘿——。”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咧开嘴。

　　趁父母没回家，我和姐姐蹲下来，一个旮旯一个旮旯的找。一点不虚，当时找到的，就有四十多只，被我们放入了一个小水塘。憧憬着来年，螃蟹大丰收，爬满塘，爬满村庄。

　　草房子，土坯墙。用泥巴糊了一层草，风吹雨淋，脱落了，找个晴天，再糊上一层。不知为啥，蜜蜂最喜欢在墙壁上做窝。凑近了细看，粗糙的壁上，撒布着好多的小洞。蜜蜂进进出出，嘤嘤嗡嗡，一点也不避着人，好似这就是它们的家，而我们，不过是房客。

　　下雨天，顺着草芯，雨，滴答滴答。在屋顶下躲雨，一侧身，一只蜗牛就在你的肩膀处的墙壁上，吸在那儿，稳稳地，一动不动。等你被眼前的雨雾，雨雾中的桐花、槐花所吸引，掉头寻它的当儿，发现那只蜗牛早已雄据你的头顶。龟兔赛跑，不服不行。

　　草房子也有寿终正寝的时候，意味着爷爷的荣光，已挪移到父亲的身上。

　　草房子的最后一两年，我犹能感觉到它的悲伤。在黑漆漆暗沉沉的夜，它在风中哭泣，它吹出的箫音无比浑厚，低沉。它拍打着自己开裂的胸膛，雨渗进来，风灌进来，令你想起不辞而别的猫，猫在三更的呜咽。

　　叔伯四个，有三家并排，且紧紧依靠，每家隔一个山头。三叔的桩基在我们三家前面一排，相隔一条小河。三叔志愿兵回来安置在拾屯煤矿，常年不在家。只要他回来，总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

　　这一年，他回家探亲。看到侄儿的个头齐他肩头，不禁替二哥做起主来：

　　“孩子大了，万一考不上学，还要带媳妇。”

　　“我看不如这样，把你家屋后的树砍掉，不够的话，我家山头还堆着一些木头，本来准备砌房做椽子的，你看哪些有用就先拿来用吧。”

　　三叔的一席话，直接宣判了草房子死刑。

　　也巧了，那一年，活该父亲的好运到了！村支部响应公社号召，种植武育梗稻。有技术支持，有资金扶持，父母亲咬咬牙，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连续种了两年，风调雨顺，积攒了一些钱，从村西的砖窑厂，拖回来几千砖。

　　在我心理还没调整好的时候，父亲的伟大时代到来了。

　　三间瓦房，着实敞亮。锅屋砌好，烟囱扬眉吐气，剑指蓝天。炊烟袅袅升腾，在父亲眼里，我的媳妇终于有了着落。

　　只是不知当时的爷爷会是何种心情。

　　新房子落成的那个春天，我只知道，接踵而来的夏季，爷爷每天晚上，都要挖蚯蚓，装丫笼，挑着到秧田，小沟，水草茂盛的河塘，去摆放他的丫笼。翌日天不亮就起床，摸黑，高一脚低一脚，到他昨晚到过的那些河沟，一一去收回他的丫笼。挑回来，搬条凳，坐在水井边，坐上一袋烟，开始倒丫笼。这是他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我有时也帮爷爷一把。学着他的样子，把丫笼竖起，上下摇晃，听到嗵嗵的声响，有戏，打开后盖，鳝鱼顺着笼壁滑到了木桶里。激起一阵喧哗。

　　鳝鱼换来的钱会不会贴了父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父亲是弟兄四个中唯一无手艺，不会摸鱼的。但我清清楚楚记得，在我初中三年，以及后来到盐城读中专，爷爷会时不时的塞我一些零花钱，有二毛、五毛，二块、五块的。如今想来，那个时期的爷爷奶奶，一没工作，二没劳保，加之垂垂老矣，他们的日子过得也甚是紧迫。

　　中考前，姐姐笑我：

　　“考不上，芦田庄上的那个疯子的女儿，就说给你了。”

　　真没想过，万一考不上，家徒四壁，空有三间瓦房，似乎也不保险。谁家的姑娘会嫁过来呢？彩礼肯定是出不起的，更别谈金银首饰。

　　从鸟巢，到瓦房，到楼宇，历经三代，磕磕绊绊。从农村到城镇，如今第四代已经在路上，目标是北上广，他还能理解草房子吗？冬暖夏凉，亲人的蒲扇，有着空调无法企及的温馨与健康。

　　地下两代，地上三代，母亲做了那个暂时的不死鸟，照顾着我的乡愁。关于房子的故事，在人间，愈演愈烈。但总感觉少了儿时的味道。

　　我爱草房子，爱它的温度，自然，与草木打成一遍。亲人在一个屋顶下，小燕子在梁上，蜜蜂在草窠里，土鳖虫在锅门口，粮食在囤子里，媳妇在人家养着，梦想在空中飞着，一切刚刚好，幸福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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