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清官王有容

　　宝应清官王有容

　　文/王强

　　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写下了关于廉吏的一段唱词：“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披褐而卖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这段关于贪吏和廉吏的唱词，表达了人民对廉吏的向往，贪吏的顾忌，害怕受赇枉法，身死而家灭。古往今来，清廉者寥若晨星，贪腐者前覆后继。因追求清廉而家破人亡的清官王有容将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王有容，江苏宝应县人，生于明万历十五（1587）年，卒于清康熙四（1665）年。王有容年轻时学习很认真，每读书至丙夜不倦。十七岁，父亲去世，母亲欲令他辍读，弃学从商，王有容执书泣誓，坚不改业。从此，他更加努力，穷极研讨，终成一家言。不与俗俯仰，一时名宿，俱为折服。

　　王有容平时自治甚严，“座右勒功过格，日自检点”，不义之财，纤毫不取，所自资给，力耕而为，从无他入。尝语人曰：“此关不破，无话可说；所谓讲学，讲此而已；所谓力行，力此而已。”

　　王有容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顺治九、十年（1653），宝应连续大旱，颗粒无收，邑中流亡日众。王有容思以拯之，苦力薄，乃竭所有为之。首倡同善会，里中好义者，起而应焉。设粥厂于北郊泰山殿，日自往视，全活凡数千人。

　　康熙二年，王有容被选任江西泰和县知县，时已七十八岁，子孙阻其行。王有容说：“不然，余志存利物，今得作亲民官，敢以老辞耶”。

　　为了表明自己“志存利物”的主张，王有容专门作文宣誓：“古人不能学而愿学，惟矢志之在余；廉吏不可为而必为，愿神明之鉴我”，并在《自盟》文章中公开表达自己的决心：每诵《论语》诸章、《循良列传》，有感于中，尊闻行知，此正其时。勉借一官，以证体用合一之学。倘能于棘手处得手，苦心处慊心，则道在是矣；如其不能，即功令见宽，而学未优，斯未信，愧汗良多，誓当乞归林下，以忏过愆。必不苟图温饱，冒躐犯讳，敢暴腹心，用公指视。（《厚庵存稿》卷七）

　　在另一篇《友告》中，王有容则遍告亲友，铁面无私：倘亲友过廑远怀，漫劳台驾，非但不敢浚民膏以共游槖，亦不能勺溪水以洗行尘。功令可畏，情面难狥，且亲暱请托，暮夜获金，知入谁手；瓜李稍疑，何颜民上。是一官之升沉不足计，而一生之名节深可惜也。于此推心，自当裹足。（同上）

　　王有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扬州嘉庆重修府志》记载：“王有容治泰和县一年多，却耗羡，薄徭役，修葺学宫，泰和之人讴思之”。

　　何为 “却耗羡”？就是因为官俸低，地方官普遍在正额外加征耗羡，额外增加百姓的负担。清代初期，官员的工资普遍很低，七品知县年薪俸银45两，当时的米价，大约一两银子买一石米，一石为现在的180斤，以前的米都是指没有加工的的粗粮，45两也就只买到8000多斤稻谷。一个知县如果仅靠此俸银为生，只能勉强糊口。

　　耗羡银又称火耗银，各地征收银两成色不同，而上交户部要求成色有定，熔成定银的过程中产生损耗。地方官员为了补偿损耗就多征一些，轻者钱余，重者数钱，而征收后抵补实际损耗后的盈余就叫“耗羡”。而多收“耗羡”就成了各级官员的灰色收入，康熙皇帝曾经说过：“州县官只取一分耗羡，此外不取，便称好官”，就是默许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银两。到了雍正二年，皇帝干脆明确降旨，实行耗羡归公，同时明确各省文职官员于俸银之外，增给养廉银。即在原薪俸外按官位高低加给数额不等的津贴，知县少的给500至600两，多的达2000两。

　　而王有容轸念地方，却耗羡， 薄徭役。坚持不多取百姓一分钱，“绝不忍一取之于民”，比雍正皇帝推行耗羡归公早行了六十年。那怎么办呢？“宁以身当之”，“所谓东支西应，有皆家乡产业称贷而来者也，抵任不一月，即遇上台巡历、兵马过县、上台散马以及一切额外征求”。“于时地方不知有役，民不知有官，而官之产破矣”（《先考文林郎泰和县知县私谥清惠府君行实》）。

　　为什么说“官之产破矣”？王有容长子王凝鼎在《厚庵存稿》一书中记载了王有容赴任前借贷高利贷资金的情况：出发前 “以重利贷五百金”，“复假淮人田贷三百金”，中途，囊已罄矣，会施元白，获贷四十金；婺人王克济见行李萧然，慨贷三十金；第二年，典房三百，还债二百；年冬十二月，又自泰遣人来取二百金；遂至破产。

　　王有容赴泰和县上任一年余，鞠躬尽瘁，公而无私，最后家破人亡，于大年初五累死在泰和县知县任上。

　　王有容去世后，“泰和人闻讣，悉为罢市，受恩深者至奔赴号恸不能已，邑属僚友诸先生采舆论私谥曰：清惠。远近闻之，皆以为称情焉”。在贪墨盛行的清代初年，王有容用一生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志存利物”，并以“家破人亡”的代价换来了“清白”的英名。

　　王有容儿子王凝鼎对于父亲的志向和父亲因为做官而“破产”的行为不仅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怨言，相反，他为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王凝鼎在《未为无所遗说》的家书中写道：“宦于外者，类皆积金钱，以归遗子孙。而吾父夙禀古学，坚持介节，作令一朞风清两袖。予也读父书，而粗识“清白”字，幸亦知仰承先志，助成德美，前者家邮往复，“清白”二字相告诫外，迄无他语。吾父虽百念未伸，而惠心冰操，万口同声，身虽逝，固凛凛有生气焉，其自遗厚矣。在予兄弟诚得人目为清白吏子孙，则虽流离率野，饥饿土地，亦复何憾？岂第不憾，且有余荣，则所以遗予兄弟者亦厚矣。”《宝应县志·笃行》中盛赞王凝鼎的行为，称“有容子，康熙九年岁贡生，乡里号为长者。宝邑叠罹水灾，邑令孙蕙访以救灾弭患之计，凝鼎条列数万言，有《申水灾》、《论旱蝗》、《请蠲赈》诸书，又有《请比高、兴求协济河夫》、《纤夫》以及《论建子婴堤》等书，蕙一一申请施行。灾民渐以苏息，合邑赖之。”

　　在王有容“清白”家风的言传身教下，孙子王式丹更是一生将“清白”作为高尚的品德来塑造、追求、传承。王式丹在考取状元并在翰林院做官十年后，乃是身无十金，宅无一椽。晚年王式丹僦（租）屋邗江，甘守清贫，家族中子孙后辈每考取举人、进士，必谆谆教诲：“必勉为清白吏，砥节守公，以无负泰和公之遗教”。以“清白吏子孙”为荣的理念，根植于宝应王氏子孙后代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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