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挂职记（费振钟·李佩甫·陈应松）

　　费振钟：到乡村去了解乡村

　　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瓦解和消失吗？

　　阅读文学作品时，费振钟却觉得文学提供的乡村经验是有问题的，很多作家并没有写出真正的乡村经验，他们的经验是想象性的，仅仅停留在童年。他认为，文学表达的乡村经验也要有现场感。

费振钟在兴化参与村民选举

陈应松在村头与农民交谈

李佩甫挂职期间

　　2009年，费振钟受聘为上海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起意由历史文化的研究转向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这一研究可将乡村现实社会和历史结合在一起。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应切实了解中国的社会走向。而中国的问题集中在乡村，只有到乡村去，了解乡村政治和文化，才能对中国未来走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费振钟的目光锁定了自己的家乡——江苏兴化。因他所有关于乡村的经验，均来自家乡。中国的乡村各有不同，而兴化处在里下河区域中腹，地形为水网状的低洼地，像一口平放的釜，整个地缘和地理比较特殊，由此形成的乡村历史和社会形态，特点非常明显。而熟悉的人可以为他提供更多的方便，也便于他做乡村政治的观察和访谈。

　　“我到乡镇，是要了解乡村政治，其主题为考究乡村空间变动中政治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我要询问人口、宗族、选举、村庄、土地、资源配置，乡镇治理行为中的不满、冲突、妥协、维和等。”费振钟的目标很明确。此次挂职，他的职务是泰州市政府的副秘书长，之后为了更便于工作，挂职兴化市文化广播新闻局的副局长。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就曾应《上海文学》约稿，就乡镇文化站做过一个星期的采访，访谈了兴化、高邮和宝应三地多位文化站长，对于乡镇文化近三十年历史现状以及文化站长们的处境，搜集了第一手材料。有以往的经验垫底，挂职后费振钟对文化站的动向予以新的注意。今天的乡镇文化站，其动向不仅与乡镇文化的走向连接在一起，而且通过文化站可以看到乡镇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1990年代中期他从文化站以及文化站长们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乡镇文化凋敝零落，20年后的现在，他在茅山镇文化站的建筑与设施上有了新的发现：文化站长不仅恢复了在当地的文化权威，而且成为地方发展与治理的必要参与者与可以发挥力量的角色。2009年，“茅山号子”正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茅山镇随之也被命名为“特色文化——民乐之乡”。与1990年代中期风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同，“唱响茅山号子”后形成的地方优势，在吸引投资方面已初见成效。

　　在镇政府那座以青灰色为主调的简洁二层办公楼上，费振钟为茅山镇以地方“特色文化”为乡镇发展命题深有所感。作为一个出生地离这里近在咫尺，对这里极为熟稔的人，他对茅山镇主动致力于恢复地方传统，并且能够视地方文化为乡镇发展推动力自然怀有好感。中午就在镇政府的大食堂吃饭，方桌边安着做饭菜的火炉，大碗鱼肉，热气腾腾。正逢年节之前，镇上邀集了本镇数十个退休耆老共聚一堂，酒酣心热。

　　然而，理性的冷静，还是使费振钟怀疑：在观察和处理地方文化与乡镇发展之间关系时，是否过于简单化和表象化？当茅山镇以“茅山号子”为文化标志，“放大”了一个“茅山现象”后，根据“现象”做出相关叙事，是否触及目前乡镇发展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今天乡镇社会的发展危机，恰恰就是社会认同危机、生存危机。造成这一危机的现实因素很多，危机的层面也多重复杂，但单一的经济发展主义则是主要动因。今日乡镇何去何从，乡镇社会未来希望在哪里，不仅是乡镇治理者要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乡镇治理者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溃败的乡镇而言，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恰恰不是“发展”，而是重建，或在重建意义上的发展。乡镇目前的情势，显然要求我们着眼于乡镇社会的文化重构，通过对地方传统和文化资源的发现，重聚乡镇社会的原生力。

　　一个个乡镇走下来，费振钟边走边写，通过阅读和思考转化为“乡镇观察系列”在《十月》杂志连载发表，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思，受到了文化界的关注。他甚至列出了戴窑镇经济发展势态一组组详细的数据，把对戴窑的观察和叙述，放在对乡镇社会的“正当性”的保护之下，虑及这个有自己社会特点和经济个性的乡镇所面临的存亡之难，表达“让乡镇归回乡镇，宁可零发展，也不要硬发展”的观点。他说，作为观察者和写作者，他有责任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他感受到乡镇社会存在着某一种力量，如何理解和使这种力量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寻找资源来解决现实问题，回答历史走向的一些疑问，重建乡村社会的期待和想象，都是费振钟在走访和写作中思考的。所以当他来到沙沟，面对这样一座被视为古董的名镇，发现当下的情境如何与自己的主题对接成为一个问题。“换句话说，假如我是来旅行观光，或者像通行文学界的所谓采风，那我就不会有这份困扰与纠缠，我自然也会发表一堆意见、赞赏、感慨，并适当地表示某种遗憾。然而按照我的主题，我现在需要处理的是一个作为‘政治’素材的沙沟，那么我对这里的所有描述都可能没有任何作用。”

　　他发现，历史曾经存活的空间，正面临被瓦解的现状，正如在沙沟镇，镇党委书记的介绍，很自然地使费振钟分别出“两个”沙沟。一个正在眼前，定义为千年古镇，其标志是保持不变的历史事物和场景；另外一个沙沟，在严整化的历史外围，由小商品市场、家用电器商店、发廊、游戏室和新开发的商品住房等当代事物与场景构成，“两个”沙沟镇，没有办法知道谁更重要，因为在费振钟看来，两个沙沟镇的关系彼此分离无法融合。

　　一面在实施“乡村复古行动”，一面在进行“新农村”建设。传统乡镇在撤乡并镇和撤村并居中渐次瓦解，传统乡村的存在面临种种危机，费振钟分析说，文化在此恰恰成为一种对抗性的政治。通过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重建乡镇的历史，以对抗现实危机，从而成为乡镇推行“新农村”中消极性的保守政治策略。即使“新农村”城市化多么势所难避，但有一个“千年古镇”的沙沟，有那些以青砖黛瓦为世姓族群标志的历史存在，至少可以在文化上得到有效补偿。较之其他一些乡镇沦落处境（比如同样是千年古镇的边城），沙沟镇有足够的理由安之若素。

　　带着历史的眼光观察乡村的政治文化，费振钟越来越多地发现新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乡村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使他过去单纯从事历史研究的视野变得开阔而丰富，在乡镇观察中收获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得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乡村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乡村社会中的趋势及未来。

　　“回到乡村的写作有积极的意义。”近三年的挂职工作，对费振钟的写作观念、历史眼光和文化思想方面都有很大的拓展，他说，自己是真正的“走、转、改”的典型，研究和写作作风深入到最基层。他一直在寻找各种“可能性”，因为，亲近土地、思考乡村的过程，使自己的写作不致于变成一个无根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