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赌 70年代初，开始有招工、上学、参军，知青都走了不少，宣传队的热潮也降温了，春节期间的演出在宝应农村渐渐式微了。春节前后，农活少了，农村有一部分人是喜欢赌博的。大队就组织我们在春节期间去抓赌。 记得有一次有人举报某村某人家有人聚赌，大队一个副支书带着我就赶去了，门推开，四个人正在玩“九张棍”，支书上大喊一声：“不要动！小何，把桌上的钱给我收起来！”我将零零碎碎的钱抓进了口袋。那些农民不断地道歉，承认错误，表示一定不再赌了，支书也只好作罢。回到大队部，我把收来的钱交给支书，支书也没说什么。可我回去才发现，口袋里还有一张五元的钱，这可怎么办呢？我很纠结，就把这钱放在《毛主席语录》红色塑料封皮里了。 这事过了很久，一次知青开会，我发现语录本里的这五块钱，正好支书也在，我就说：“支书，上次抓赌还有五块钱呢。”支书说，是吗？那就买点肉吃吧！我赶快拿出来去买肉，大家吃了一顿。我才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值班 到了70年代中，随着物质生活的好转，过年的气氛也渐渐浓了起来。 那时我在山阳供销社，到了节前二十来天，供销社会请来一些做年货的师傅，在院子里搭起棚子，支上锅灶，摆开台案，开始做大糕、炒米糖、芝麻糖和油炸粿子，这些都特别受欢迎的年货。当时，供销社的售货员开始回家过年了。我们这些所谓行政人员就开始到第一线顶班，帮助卖年货。 初一至初三，供销社是不开门的，而我们也要在单位值班保卫。可那真是很无聊的，也没有电视看，连收音机也没有，为了达到“革命化”的要求，我们连扑克都不打，只是三四个人在一起吹吹牛，喝点酒。晚上也住在单位，还要巡查安全。 我们这些平时忙习惯了，爱热闹的人，这值班可真感到是受罪。坚持到初三，供销社开门了，一切恢复正常了，这春节也就算过去了。 访贫 那时在年前，公社也会组织社直机关的一些人去生产队“访贫问苦”，带一些小礼品去慰问孤寡老人，我也曾经跟着去过。不过，那都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 我们三五个人，先电话给大队有关领导，然后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那还要走得早，趁太阳没出来，路上还冻着，要不然路上化开了，就变成稀泥了，就没法走了。 到了大队，由大队干部领着去了一两家农民家里，寒暄几句，给了一些年货，农民当然是千恩万谢不已。我们就告辞出来，这时已经接近中午了，大队的领导说，路化了，走不了，去喝点酒暖暖身子吧。于是一行人到了某大队干部家。 春节前不少人家都杀了猪，屋檐下都有些咸鱼咸肉，凑几个下酒菜还是容易的。一顿吃喝，不算丰盛，也是酒足饭饱。有的人就快乐地眯着了，等一觉起来，已经是快四点了。这时路已经“紧冻”了，开始硬起来了，我们也骑着车，歪歪扭扭地打道回府了。 其实，当时的所谓“革命化”，更多是一种形式，也是极“左”潮流下的作秀而已。 （图片来自网络，谨向提供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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