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堂灰找裂马缝”是宝应人常说的一句俗语，说的是没事找事，挑毛病，吹毛求疵，与“鸡蛋里挑骨头”的意思差不多。这句话还有一个言外之意是这样做是徒劳无功的愚蠢行为。
据说这句话的由来是出自一个传说： 位于安徽明光市柳巷镇浮山灵岩寺北侧陡峭石壁上，有一条长约二十米、宽约五米的天然大裂缝，如刀劈状，深不见底，直没淮水。有一年夏天，天降暴雨，雷鸣电闪中，忽见淮河水面上由东向西飞奔一匹白马，上坐一人，银盔银甲，貌若天神。而这马行至裂缝旁，突然坠入缝内，杳不可见。雨停后，人们来到缝口处寻找，人马踪迹皆无。于是，此裂缝便称为裂马缝。 以前到处都是土地、田野，到了春天，如果一段时间不下雨，再刮起风来，土地、道路的表面上的尘土就会飞扬起来，落到人家屋内的堂屋里，堂屋的门一般是不关的，堂屋里会有许多落入的尘灰。我想，之所以称堂灰，大概是这个原因。 堂灰，当然是很细小的灰尘、尘土。那么大的缝，那么大的马，都找不到了，那肯定不是小小的堂灰所能掩盖的；从另一个层面说，堂灰能掩盖的缝，充其量是个小小的缝，又怎么可能是让马都陷落无影的呢？ 我不知道这句话流传的范围有多广，但柳巷镇位于淮河南岸，与江苏隔河相望，和五河、泗洪、盱眙三县毗邻。而盱眙的部分地区在古代也是宝应的疆域，所以这句话的来源似乎可信，因为都是在一个区域之内。 我在翻看自己中学时代的日记时，发现了一则可以说是“吹堂灰找裂马缝”的事。 那是1964年12月5日的日记，那时我上初三的上学期，日记中写道： 今天语文课朱老师说1964年10月15日《解放日报》上有李义生的一幅画，反着看有许多坏处：（1）枪口对着天安门；（2）皮靴想踢翻天安门；（3）天安门上无红旗；（4）在“介石”、“江山”、“万岁”等字。现此人已逮捕，是现行反革命。现在阶级斗争多么激烈！ 这件事我差不多都忘记了，看到日记还是可以回忆得起来的。记得后来大家都纷纷在一些图画上找隐蔽在中间的所谓“反标”。有人发现“飞马”香烟上有“中正”的字样，也有人在一张女人画像的头发中找到反动标语。那时这样做好像是阶级斗争观念强，革命警惕性高的表现，不少人都乐此不疲。 这就是“吹堂灰找裂马缝”，是一种很无聊也很可笑的行为，但后果却很严重，让不少人吃尽了苦头。 “文革”中这种“吹堂灰找裂马缝”的行为得到了更广泛深入的发展，用做批斗人打击人的武器。 从前的生活中，堂灰是很常见的，而现在城市里很少见到裸露的泥土了，堂灰的来源也少了，在人们的话语中可能也很少提到“堂灰”这个词了。 宝应话中还有一个与“堂灰”有关系的俗语，“卵子掳堂灰玩大了的”。小孩子穿开裆裤，坐在地上玩，男孩的小卵蛋上就会沾上泥土，这句话是形容两个人是总角相交，从小的朋友，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发小”。现在的孩子当然也不会玩得浑身都是泥土了。 堂灰没有了，但愿“吹堂灰找裂马缝”的事也绝迹才好。 附录： 有人也许好奇，关心那位李义生先生的后来，我就摘一篇网上的文字吧。 1964年10月15日早晨，时任《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第二总编的王维，接到报社急告，当天的《解放日报》出事了。这天《解放日报》头版上有张插图，画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持钢枪守卫天安门。可画面的左上角，莫名其妙伸出一只穿皮鞋的脚来，朝着天安门“踢”去。读者的抗议电话，铺天盖地涌来了。 报社一分钟也没敢耽搁，紧急调查所有当事人。那是前一天晚上，新华社发来重要通讯，报社决定放在头版发表。为了渲染效果，请报社的美术编辑李义生，为这篇通讯配插图：“站在天安门，放眼全世界。”画面上怎么会出现这么一只“脚”？调查发现，原稿上并没有“这只脚”。原来，车间一位工人制版时不当心，把《支部生活》一张插图局部，叠到了这幅画的上面，于是“一只穿皮鞋的脚”便伸到了天安门的城墙上。 事情水落石出。当天就有了结论：一、事故是工人误操作所致。二、此事与美术编辑李义生无关。三、工作流程有严重漏洞，要举一反三，以杜绝此类事故再发生。 几天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此事，并要求报社以书面形式向上海市委上报。事故已经查清了，然而并不知情的社会舆论却热闹起来了。各种谣传不胫而走，通讯员纷纷来问记者，《解放日报》是不是出事了？李义生是不是逮捕了？读者打来的电话，让接线员忙得晕头转向。 当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个人的心绪都很紧张。怎么给读者一个澄清？当时报社夜班负责人陆炳麟同志出了个主意，让李义生再为报道配画，读者看到他的名字，“逮捕”的谣传就会不攻自破。几天后，一幅“木工修船”的插图见报。 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有人“火眼金睛”，从“木工修船”图里看出了作者丧心病狂：画面上的那个船舵，如果遮住一部分的话，很像个“中”字；木工用的锯子，如果去掉一部分的话又像个“正”字，拼起来就是蒋介石的名“中正”。而在满地的刨花里，硬是认出了“陈毅”、“贺龙”字样。如此，反动派头目把革命家刨成碎片践踏在地，居心何其毒也……没有什么能比政治谣传飞得更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有人把《解放日报》和一封“举报信”寄给了中央。不久批示下达上海，要求上海市委彻查此案。12月的一天，王维接到通知去上海市委向石西民同志汇报情况，进门看见有两位“公安”已然在座。还没说几句话，当时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常委张春桥进来了，一见到王维，劈头盖脑就是训：“那么多人都说李义生是反革命，就你不相信。你想一想，到底是思想右倾，还是故意包庇？”说完甩手就走。 1964年12月18日，李义生在报社被公安人员押送上海第一看守所。专政机关全盘接手此案，不久经一批所谓专家精心“甄别”，在李义生约130幅已发表的插图中查出50余幅“有问题”。为帮助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在解放日报社举办专场“黑画展”，里边不仅有“脚踢天安门”、“刀刨陈毅、贺龙”，在一幅忆苦思甜画里的青花瓷破坛上，找到了“国民党党徽”；在一幅商店开业插图的花布上，发现了民国国庆的“双十”字形……“丧心病狂李义生，在党报上利用绘画反革命，铁证如山！” 《解放日报》党委终于向上海市委交出了一份“深刻检讨”。该“检讨”很快被转发全上海市部委办，上面还加了个按语。王维记得很清楚，第二年春天，石西民同志调往中央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他到《解放日报》辞行时还问起李义生案件，说：“我在上海处理过许多事情，但对李义生这件事，心里一直不踏实。” 1969年5月31日，关押了4年半的李义生走出看守所。随后的9年里，他“躲”进了报社总务科，发文具、修门锁、卖饭票。 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在总务科已经干了9年的李义生，去大礼堂参加全报社大会。因为迟到了，只有靠近主席台的前排还有空位子，李义生硬着头皮坐上去。这是王维重返报社出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王维一眼看到前排的李义生，他猛然用手势打断会议主持人的讲话。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场屏息敛气。“李义生同志，”王维挪过话筒凝重地说：“你的那个案子，是个典型的冤案。那时候，我们报社领导没能顶住上面的压力，让你受苦了，蒙冤了。今天在这里，我王维当着全报社同志的面，正式向你道歉！” 事隔30多年之后，笔者在电话里问李义生，当时听了什么感觉，他想了想，说出4个字：“泪流如注”。 作者：何平；胜宝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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