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7日，我又收到杜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电子邮件，其中有云： 前些日子我曾同你谈过我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草率和失误，悔之不及。由于我的误导，别的学者也跟着我受累。我乃罪之魁祸之首也。就此，我应该向学界谢罪……学术研究应该实事求是，错就是错，来不得半点含糊。 坦诚接受批评，勇于承担责任，真心诚意向被误导者致歉，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虚怀若谷、光明磊落的学术情怀。 问题出在何处？是否就“没有更确切的材料进一步证明”这一流传甚广的传说之误？对读杜先生信中披露的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材料来源和单锦珩、俞为民、沈新林、盛伟诸先生对这一传说的叙述，可以看到，这一传说的主体部分是这样被“合理”推演与拓展出来的：据说是蒲松龄“手抄本”残稿首页录有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聊斋诗集》中有《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七古一首，歌舞的“梨园”当为李渔的家班女乐→《聊斋诗集·南游诗草》中又有《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七绝二首，则蒲松龄与孙蕙此番去扬州的目的是邀请李渔的家班女乐到宝应演出祝寿→蒲松龄此二题诗均作于康熙十年其处宝应知县孙蕙幕中，孙氏观李渔梨园歌舞是在此年春天，则其时蒲松龄手录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相赠，换言之，二人此时有交往。这一推演过程完全建立在李渔与蒲松龄有交往这一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的基础之上，每一步都依靠推测想象来连缀与弥合，源头则是所谓的蒲松龄“手抄本”残稿首页录有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如果能够确证康熙十年蒲松龄绝对不可能抄录到此词以赠原作者李渔，则此传说不攻自破，比其它证明方式更有说服力。例如现存关于李渔的全部资料中，没有一条可以证明康熙十年李渔曾居停扬州；包括蒲松龄《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七绝二首在内，没有一条资料可以证明蒲松龄与孙蕙邀请过李渔和他的家班到宝应演出过；这两个方面的考察还只是不能一锤定音的旁证而已。 三、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之误确证 笔者发现，仅凭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就足以判定所谓康熙十年李渔与蒲松龄在扬州见面，蒲松龄邀请了李渔家班女乐去宝应演戏，并手录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相赠云云，实在不过是杜先生的友人张先生一厢情愿的推测想象，杜先生笔之于文，流传开来而已。笔者征得杜书瀛先生同意，将他发给我的两封电子邮件的部分原文披露，并使用他提供的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作为考辨的基本依据，从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源头辨误。 杜先生发给我的据说是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共录李渔词小令二首，其一为： 南乡子第一体 寄书 幅少情长，一行逗起泪千行。写到情酣笺不勾，捱咒，短命薛涛生束就。其二为： 梦江南 春游 同游去，卧柳小桥东。一径曲通无佛寺，有僧终日袖诗筒，引尔识孤踪。这二首小令就是杜书瀛先生文中所谓蒲松龄抄录的“李渔的《南乡子·寄书》等词”。首页书影其后各页当抄录有更多的李渔词作，因未见残稿原本，不敢妄加猜测，但仅以此二首小令作为考察的样本已经足够。 李渔生前自手编辑的词集有两种版本：一是《笠翁一家言初集》本，其中《诗集》卷七的下半卷(上半卷收七言绝句)与卷八收入词作，目录及正文均标目为“诗余”④。上引两首词中，《南乡子·寄书》不见于此本，《梦江南·春游》一首收入此本，但词牌题作“望江南”，首句“同游去”作“何处去”。一是《耐歌词》本，上引两首词皆收入，且先后顺序相同，词牌和正文文字没有区别。显而易见，被认为是蒲松龄手抄李渔词残本所依据的版本只能是《耐歌词》⑤，只是因为此本残缺，无法据封面知晓原来的书名而已。 《耐歌词》卷首有李渔自序，末署“时康熙戊午中秋前十日，湖上笠翁李渔漫题”，此戊午为康熙十七年。即使以李渔此自序之年为《耐歌词》的刊刻问世之年，则《南乡子·寄书》、《梦江南·春游》二词为人所知亦已在康熙十七年，七年前的康熙十年，蒲松龄何从知道包括这二首词在内的《耐歌词》，甚至手录《南乡子·寄书》相赠？ 或曰书的刊刻年代不等于其中作品的写作年代，抑或李渔此二首小令早在《耐歌词》问世以前很早就已经流传开来，而为蒲松龄于康熙十年抄录呢？这种可能性也完全可以排除。 先看《梦江南·春游》小令，因为它不仅见于《耐歌词》，也见于《笠翁一家言初集》。《初集》卷首有康熙九年包璿序，康熙十一年壬子李渔自述，著录者或研究者往往以后者作为此集刊刻问世的年代，其实不然。此集分册付梓。李渔《与纪伯紫》书云：“今岁托钵于楚……前恳《一家言》序，芝翁欲得全本一观，然后属草。以弟种种著作皆经寓目，惟诗文未经多睹耳。兹因他作前后付梓，惟近体诗及绝句尚未灾木，先录二册寄上。乞宾主二人，细细校阅。”⑥此札作于康熙十二年癸丑春，其时纪映锺客龚芝麓幕，李渔尚在楚游途中⑦。由上述这段话中可知，截至康熙十二年春，《初集》中的“近体诗及绝句”尚在整理待刻的状态，而包括《望江南·春游》一首在内的“诗余”位于绝句之后，自然也是如此。又因为包括“诗余上”在内的《诗集》卷七正文前题款云：“湖上笠翁李渔著，婿沈心友因伯、男将蟠同订。”⑧将蟠系李渔第六子，生于康熙十三年⑨，由此可证《初集》最终刻竣问世是在康熙十三年甲寅以后，也就是说，李渔的“诗余”作品首次面世至早也在康熙十三年。这一事实同时告诉我们：《梦江南·春游》一词在李渔最初的手稿中，词牌为《望江南》，首句作“何处去”，一直到康熙十三年后李渔的“诗余”作品首次面世时依然如此，假设康熙十年此词已经流传，文本也只能是如此。直到康熙十七年前不久，李渔编辑《耐歌词》时，才将此词作了改动，因此，康熙十年至十七年《耐歌词》问世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抄录到李渔这首词牌为《梦江南》，首句为“出游去”的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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