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北方政局动荡，频繁更换朝代，在短短的53年中，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南方政局比较稳定，农业生产持续发展。 公元960年，中国进入大宋时代，北宋王朝定都开封，王朝对南粮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汴河是北宋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汴京每年调入的粮食高达600万石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取道汴河的南粮。因此，北宋王朝特别重视这条水道的维修和治理。 扬楚运河是“汴渠之首”，它南接江南运河，北与汴渠相通，而宝应就处于汴渠与扬楚运河结合部。 扬楚运河的突出问题是水枯河浅，不便大船通航。水道西部的洪水威胁也很严重，经常冲断航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北宋在高邮湖北筑了一条比较坚固的、长达200里的石堤，以保护航道，并在堤上设置10座石闸，有效控制排水。 北宋初年，中央政权采取招诱流民、奖励耕种的政策，加之运河的整治，宝应经济很快复苏，市场日益繁荣，文化随之昌盛，成为南北货运集散地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宝应城区发掘了一批北宋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文物。例如1995年，在城区安宜路发掘了一处北宋墓群，出土了一整套水注（水注为文房用具，文人写字作画研墨时常用之物）器具。整套器具成八瓣瓜楞形，顶部贴塑瓜蒂小把，肩部开一注孔，满施青白釉，釉面滋润莹美。此水注造型独特新颖，优雅俊秀，给人一种回归自然、清新怡人之感。一同出土的还有多件精美的青瓷器。这些文物极其生动地昭显出宋代宝应先人的生活风貌，也反映了安宜古镇文化昌明的繁盛景象。 但到公元983年，黄河决堤，洪水冲入淮河河道内，宝应首当其冲，大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宝应古城成为孤岛，形成宝应四面环湖的地貌格局。 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之后，无论是金人，还是后来的蒙古人，都疏于对黄河的治理，放任自流。黄河水灾连年不断，最终在公元1194年，黄河水道彻底改为南流，这将深深影响到包括宝应地区在内的整个江淮平原，时间长达700多年，几乎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 为了抵御洪水袭击，宝应先民不得不加高圩堤，宝应西部河水水位不断抬升，汇水面积增大，逐渐演变成了一连串的湖泊，从北向南依次为白马湖、清水湖（今宝应湖）、范光湖、新开湖、界首湖，东面是烟波浩渺的古射阳湖。 天灾不断，战祸连年。进入南宋，宝应成为抗金前线。宝应的地形非常尴尬，除了四周茫茫湖面，几乎无险可守，经常遭受金兵铁蹄侵袭。 宝应因处于抗金前线，又是淮东军事走廊要冲，为了控扼要地，公元1215年，时任宝应县令，后官至南宋太府少卿的贾涉，请为宝应建城。正当工程开始，贾涉却因母亲病逝回家料理丧事而停建。第三年，金兵大举南下，朝廷又起用贾涉来完成宝应城墙的修筑工程。1253年，两淮制置使、抗元名将李庭芝又加固了宝应城墙。 入元后，公元1283年，世界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路过宝应，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堤道两旁有无数宽阔的湖泊，水深可以航行。……走了一天路程，当夜幕降临时，来到一个名宝应州的大城镇。……生活必需品极为丰富。” 元朝末年，蒙古贵族大都贪污腐化，黄河水患不断，繁重的工役加上连年饥荒，导致民不聊生，引爆了“火药桶”。 华夏大地，群雄并起，拉起了红巾军起义的大旗。 元政府为了加强地方控制，阻挡义军北上，公元1350年，佥院萧成加固城墙，在土城外砌上城砖，使宝应古城固若金汤。那时的宝应古城，周长九里三十步，东西长二里二百六十步，南北长三里，除老西门，东、南、北三城门外还建有瓮城，另有三个水门，规模较大。 可惜，坚固的城墙并没有护住大元政权，大元王朝土崩瓦解。明洪武初年，包砖仅十余年的宝应城墙便被拆毁，将砖移去淮安建城。宏阔的宝应城，“仅存遗址，余皆夷为民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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