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举行最后的一次会试、殿试，是科宝应刘启瑞考取三甲第五名，成为宝应历史上最后的一名进士。
刘启瑞（1878～1961），字翰臣，号韩斋。宝应刘氏至清末科举特盛。光绪十二年（1886）刘氏一门中了三个进士，其中刘岳云即启瑞之父，另两位启彤、启襄为启瑞族兄。光绪十五年（1889）启瑞族兄启端、奉璋又中进士。刘岳云师出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成孺之门，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曾经“授国子诸生数学”、“主尊经书院”，官至浙江绍兴府知府。刘启瑞中进士后，官内阁中书，截取以同知用。宣统改元，与章梫（新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的祖父）同校《德宗实录》。清亡后去职隐于家。 宝应为汉唐旧县，历史上名家迭出。然而因为地当江淮要冲，数罹兵燹，故而典籍亦零落无多。但自明开国以来，宝应世家大族以文章经术继兴，搜、藏文献者代不泛人，且明清鼎革之际，宝应又没有受到冲击，遂蔚为一文献大县。其中又以朱、乔、刘三家为最。刘启瑞归隐后承先贤遗绪，以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使许多濒于失传的文献得以存世，如名藏书家傅增湘著录的宋本《武经龟鉴》、绍兴本《临川先生文集》、宋刊《观史类编》、宋刊《郎注陆宣公奏议》等，以及邑人乔可聘的《乔御史集》、乔崇让的《西浦图》、刘宝楠的《宝应文征》等。然而没想到这却引来了一段公案。 这段公案由刘启瑞的儿子刘文兴引起。刘文兴（1910～1960），字诗孙，193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沈尹默之弟）所赏识。当 时沈先生正打算完成自己的多年宿愿，编纂《广韵声系》，遂聘刘文兴参与，于是刘文兴被调入辅仁大学研究所任编辑。在《广韵声系》长达九年的编纂中，刘文兴从开始时加入到1940年离职，前后达八年，而沈先生聘请的另两位编辑，只参与了一头一尾各一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可以说，沈先生的这部巨著，刘文兴是最主要的编纂者。解放后，刘文兴进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治中国古典文学。1957年由于在鸣放会议上说了一句话：“印把子你们掌着，我们有什么话好讲？”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回原籍劳动。1960年10月25日因贫病交迫，不幸早早离开人世，年仅五十一岁。二个多月后刘启瑞离世，时年八十四岁。 这段公案的经过是：宣统元年，醇亲王载沣摄政，令人在内阁大库找清初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典礼档案，没想到却被刘启瑞找到一册《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及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这可真是想要的没找着，不想要的却蹴上脸来，也许这才是有人以库里旧档无用为由请旨焚毁得允的真正原因，《太后下嫁诏》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幸运的是《皇父摄政王起居注》被人挟带出来，“越一年，始见诸厂肆”，刘启瑞“亟购存之”。1946年，因为生计所迫，刘家不得不将此书出售“以易米”。刘文兴恋恋不舍，撰《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一文，追叙此书来历及发现《太后下嫁诏》事，刊登于1947年《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的第35 期。此文一出，犹如在学术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认可者及质疑者均不乏学术名家。但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广大学者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关于太后是否下嫁的争论也就逐渐被学者们淡忘了。直到1981年，学者熊克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一文，刘文兴的旧作才又一次成为热点。其中质疑最力的为万依先生，他在《清代宫廷史》一书中，以对刘文兴早年朋友朱家溍先生的访问为由，认为所谓《太后下嫁诏》只不过是刘文兴开的一个玩笑。其实即使从万依先生的转述看，他的观点也严重地误解了朱先生的语意。当代著名的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就说：“《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被保存下来，既有其书而非伪造，那么，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亦必有其诏，或有再被发现之一日，即使它永远失落，不可复得，我则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直到此时，这段公案还在学术争论的范围内，但后来的发展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有人竟然附会出刘家在内阁大库偷书的奇谈，诋毁刘启瑞父子的学识和人品，甚至怀疑刘文兴的学者身份。早在明代，宝应的朱应登、朱曰藩父子就藏书极丰，朱应登曾将家藏书籍分半赠予邻邑的吴承恩，助其成为一代文学大家，朱曰藩则搜集整理出了南北朝时文学大家庾信的《庾开府集》。到了清代，乔可聘曾遍读宋元明诸儒之书，其子乔莱更是文采风流，极一时之盛，汤右曾、方苞等年轻时都曾在乔家课读诸子甚至受到提携，扬州学派先驱之一的王懋竑，也是读了乔家藏书才成为一代学术大师。难道这些书都是“偷”来的？刘文兴在北京大学就读时，便编著了《刘端临（台拱）先生年谱》，刊登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任职辅仁大学后又编著了《刘楚桢（宝楠）先生年谱》，刊登于《辅仁学志》。刘台拱、刘宝楠分别为扬州学派早期和中期的代表人物，因此这两部书现在已经成为治“扬学”者案头必备。此外，刘文兴还撰有《北宋本〈文选〉校记》、《宋本〈唐鉴〉校记》，分别刊登于《北平图书馆馆刊》、《中法大学月刊》，未刊的则有《射阳古甓考》、《食旧德斋收藏金石录》，故1934年容庚先生成立考古学社，刘文兴是早期社员之一。民国二十二年（1933），由于沈兼士先生过问，刘文兴将《皇父摄政王起居注》抄录副本送故宫博物院排印。孟森先生以为康熙十年始有起居注官，前此不应有之，故未经告知即改书名为《多尔衮摄政日记》，而刘文兴则认为：“此乃明末降臣所为，因袭明制，固未可以常制论也。”凭心而论，仅此而言，刘文兴的史识当在孟森之上。1940年，在助沈先生编纂《广韵声系》之余，刘文兴还发表了《论隋唐间之楚音》，论述楚音在方音中的特征，推求隋唐间楚音之材料、方法、结果等，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族祖刘宝楠《论语正义》刊行后，子恭冕续作《论语正义补》，未及润饰刊印而卒，文兴编辑此稿，不加擅改，使得刘氏《论语》之学相传数世。所有这一切，均可见刘文兴之学识、人品。故而朱家溍先生虽质疑刘文兴学术观点，却也承认其学术研究态度非常严谨。对于这样一位前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怀疑他的学者身份呢？ 1979年，刘文兴得到平反昭雪，而此时距刘启瑞父子去世已将近二十年了。当年与刘文兴一起被打倒的学者，平反后许多人都成为了大师级的人物。每念及此，不得不为宝应最后这位进士及其传人的一生遭际而欷歔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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